作 者丨華商韜略 作者 |? 畢亞軍

香港主權回歸之前，媒體和坊間一直有個說法：賽馬會主席、匯豐大班和港督，是香港最有權勢的3個人。因為他們分別掌控著香港的就業稅收、民間財富，以及政府公權。

鄭海泉雖然是在香港回歸之后才成為匯豐大班，但他能夠成為百年匯豐的首位華人主席，依然是創造了奇跡。8月28日，這位奇跡先生走了，也帶走了一個時代。

相比百年匯豐首位華人大班，鄭海泉更傳奇的是，他也是匯豐歷史上唯一一位拐杖大班，出生最窮苦的大班，直到去世之前，他都需要拐杖才能正常出行。

鄭海泉的出生有多苦呢？在他年少時，一家人住在不到10平，只夠放一張床的房子，父母睡上鋪，他們兄弟四人睡在下鋪，夏天悶得受不了，就常常睡在大街。

更苦的是，他在出生后6個月左右就得了小兒麻痹癥，擺水果攤謀生的父母蕩盡家產，也沒能治好他的病。

鄭海泉在2007年接受我的拜訪時回憶說，這樣的逆境也曾讓少時的他自卑，但最終成了他要比任何人都努力讀書的動力。

“父母不但要承擔我那條腿的壓力，還擔心我將來找不到工作，所以拼命送我讀書，而我也漸漸明白，家境不好，身體也不好，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努力念書。”

鄭海泉后來經常講一句話勉勵他人，“當神把門關起來，他一定有一個窗打開給你。”這也應證在他自己身上，他的頭腦一直好使，中學畢業后，以優異成績考入香港中文大學。

更難得的是，即便行動不便，鄭海泉也在學習之余，參與了不少社會活動，并且熱衷公益，而且，他學的也是社會科學。這給了他戲劇般的命運轉折。

首先是挫折，本科畢業后，本來是要希望繼續讀碩士的，但看了不少內地書本的他，卻因為面試時講了“為人民服務”，而被認為是“左派”，所以落選了。

然后是因禍得福。

落選之后，鄭海泉到香港福利機構盲人輔導會做義工，碰到一位從新西蘭到香港的同齡人，他不懂中文還失明，鄭母知道后，讓鄭海泉將他接回了自己家生活。

雖然鄭家的居住條件稍微好了一點，但也只有30來平的面積，而他們竟讓這個新西蘭朋友免費吃喝居住了半年時間。當這位朋友離開時，他給了鄭海泉一個巨大福報。

“他問我，你將來打算怎么樣？”

鄭海泉說自己是念社會科學的，除了繼續做點義工，找點機會，也不知道未來會怎樣。

然后，這位朋友給了鄭海泉一個改變命運的建議：“他說為什么你不來新西蘭呢？你可以住到我家里，那邊念大學差不多是免費的，你安頓下來后，還可以找工作，邊工邊讀。“

鄭海泉介紹說，考慮到當時新西蘭也是英聯邦國家，英聯邦國家獲得的學位香港也是承認的，再加上這位朋友給他解決了后顧之憂，也給了他勇氣，所以他打定主意，去了新西蘭。

雖然有朋友關照，鄭海泉在新西蘭還是吃夠了苦頭。

從香港到新西蘭時，他口袋里只有60美元，交完學費后，已幾乎口袋空空。于是，到新西蘭的第三天，他開始找工作，找了一圈，最后只有一個去餐館洗碗的機會。

“每天要做6個小時，每小時一塊五毛錢，6個小時里還得一直站著。”

腿有殘疾的鄭海泉，干了這份工作將近半年。但他自己一直不覺得這有多苦，相反還從中感受到很多溫暖，比如，當他晚上下班后，公車司機常常會把他送到家門口后再回去。

1978年，鄭海泉順利地從新西蘭的奧克蘭大學經濟系畢業，并拿到了碩士學位。

之后，他回到香港，加入了匯豐。

意外地遇見了新西蘭朋友，然后又意外地到新西蘭留學，而這一切都是因為自己做義工才發生的。這讓鄭海泉在后來始終有一個信念：善待每一個人，珍惜每一個時刻。

“人生就是好多個巧合，一件事情就能把你的人生改變了。如果我不認識那個新西蘭朋友，我以后幾十年的生活可能完全不同。”

鄭海泉說，這讓他感到——“我每見一個人都對我很重要，每一件事也很重要，哪怕一個偶然，將來也許會對我有很大的影響，這是我做人的一種看法吧。”

鄭海泉一進匯豐就到了銀行總部財務部，從事國家風險分析的工作。

這個工作在一些人看來比較空，一個小職員天天關心國家風險，這是把心操得太大了。但鄭海泉不因自己位置低就覺得這些事情虛無，所以干得的很認真，廢寢忘食的從中學習。

這種認真，不但讓他快速拓展了眼界和格局，也同時快速提升了專業能力。不久，鄭海泉就被轉到策略部工作，繼續操大心，負責參與匯豐發展的策略制定與落實。

到1986年，進入匯豐的第八個年頭，鄭海泉已經是匯豐銀行的首席經濟研究員，并且一到新崗位，就做了一件大事：成功預測了1987年的股災。

鄭海泉和同事們分析后認為，香港樓市和股市都已存在較大泡沫，并且撰寫了報告《信貸迅速膨脹——值得關注》，發表在當年10月16日的《匯豐經濟月報》。

報告發表的第三天，1987年10月19日，恒生指數狂泄11.3%，并在第二周周一（10月26日）再次單日大跌33%，而提前看到報告的匯豐高層則安排旗下券商沽空賺了一大筆。

這也讓匯豐高層對鄭海泉更加注意。

“對我的地位有點提升，高層就覺得鄭海泉這個人不錯啊，有點想法，是可以用的，所以一直有機會就交給我，你干這個，你干那個，就這樣子，這就是我的機遇。”鄭海泉說。

1989年，港英政府成立了一個叫做“中央政策組”的機構，從私人組織中尋找優秀人才做政策研究，更開放和多元地去研究香港的發展，包括研討香港的政策問題。

有過國家政策研究經歷，同時還是首席經濟研究員的鄭海泉被安排到這個組，從而也進入港英政府工作，一直到1991年。

“一個政策的實施，不能僅僅考慮這個政策是不是正確，是不是好的，還要考慮它一旦實施，是不是能夠得到社會的接受，社會如果不能接受，你就不能推出來”。

鄭海泉說，這對他后來做管理起到了很大幫助。

從“中央政策組”回到匯豐后，鄭海泉又得到一份和過去不同的工作，做匯豐的財務總監。坐上這個位置之后，鄭海泉開始在匯豐不斷創紀錄。

匯豐誕生于中國香港，是香港的發鈔銀行，發跡于上海乃至中國，此后也一直與中國關系緊密，但在長達百年的歷史上，卻鮮少有華人進入其管理高層。

1995年，歷史被改變了，鄭海泉出任了匯豐集團總經理、執行董事，成為第一位在匯豐集團任此高職的華人。

1998年，鄭海泉出任恒生銀行的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恒生銀行原本是香港一家非常成功的華資銀行，后來因為財務危機被匯豐并購成為其主要成員。鄭海泉原以為這只是短暫的工作安排，但卻因為趕上金融危機，一干就是7年多。

這7年，也讓鄭海泉成為了一名真正的銀行家，并且成功改造了恒生銀行。

當時，恒生的主要收入還來自于傳統的貸款利息，鄭海泉認為這是不可靠的。“只有一個主要收入來源，抗風險能力是非常脆弱的，而且發展空間也有限。”

鄭海泉上任后，則果斷將業務轉向財富管理、貿易融資、企業貸款等方向上，并且加強了服務中小型企業和內地業務的戰略，而且，每個業務他都身先士卒，沖在最前線。

雖然腿有殘疾，鄭海泉卻不喜歡坐在辦公室發號施令。工作日，他每天都在奔跑中度過，跑來跑去見同事、見客戶、見學者、官員。“我們是服務行業，始終是服務員。”

最終，在鄭海泉任職的7年里，恒生銀行總報酬率是同期恒生指數成分股的近3倍。而且，恒生銀行還成為了首批在內地設立分行的外資銀行之一。

2005年，鄭海泉再創紀錄，成為匯豐銀行亞太主席，也是匯豐的首位華人大班，管理匯豐中國、日本、新西蘭、澳大利亞、印度、非洲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業務。

2008年，鄭海泉還更進一步，成為匯豐銀行母公司匯控集團的執行董事。

這期間，鑒于匯豐在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及鄭海泉在匯豐的地位，《南華早報》還曾將他與李嘉誠并稱為——“香港金融界最富權勢者。”

鄭海泉深信，一個企業的成功應來源于整個團隊的合作。

他總是在自己努力工作的同時，努力帶領大家一起拼搏向上。成為匯豐亞太主席后，除了重大業務策略，他最努力投入的工作就是讓大家一起努力，這是他成功的重要法寶。

這也是他當年在“中央政策組”工作時學到的經驗。

他說：“推行計劃時一定要把隊伍帶上，讓他們充分理解、接受后再去做。這是我學到的最好經驗，就是你不能覺得自己是正確的，自己想清楚就好了，一定要你的隊伍支持你。”

嚴謹、廉潔、自律是鄭海泉對自己及所有員工的最大要求。

在恒生期間，曾有一個高層管理者將自己買的鮑魚放進公司冰箱，鄭海泉覺得這會助長員工公器私用的習慣，于是一聲令下，將所有的物品全部拿走。

他的較真態度，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比如，他在寄送信件的時候，都是嚴格地將公司信件和私人信件分開，并特意叮囑秘書，私人的信件一定要自己支付費用。

他說，做管理最重要的兩點：一是管好自己，以身作則，不能自己做一套，卻讓別人做一套；二是保持一致性，實行一項政策時，只有做到從一而終，才能取得下屬的信任。

鄭海泉也是推崇人性化的管理者。

上任匯豐主席的第二年，他就將匯豐香港員工的工作日由5天半減到5天，讓大家“有一個比較平衡的生活，不要老是工作。”

去分行視察，他會跟每位員工一一握手，無論對方是主管或普通員工，有時趕上員工剛好外出，他還會專門回來再見一次，到海外國家考察，經常一一接見上千名職員。

對來訪的客人，鄭海泉也是這樣。

在匯豐掛著歷屆主席像的氣派的大堂中，經常會看到行走不便的鄭海泉，拄著手杖迎來送往，站在大門前等客戶到來，從辦公室送客戶下樓、上車。

鄭海泉任職匯豐亞太主席，也對匯豐在中國的發展產生更積極作用。

2007年4月2日，匯豐在中國內地正式注冊了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成為本地法人銀行。當年12月，匯豐還開設了中國首家外資村鎮銀行——湖北隨州曾都匯豐村鎮銀行。

在本地法人銀行的新身份下，匯豐在中國內地的業務實現了快速發展。

在鄭海泉上任亞太主席的2005年，匯豐銀行更再度購入中國平安9.91%的股權，總計持有中國平安總股本的19.9%，成為其第一大股東。

除了業務發展，鄭海泉任內，還推動匯豐在中國做了一件事：捐贈1.5億元人民幣，支持北大建設世界一流商學院，北京大學深圳商學院因此更名為“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

這項捐贈也在當時創造了多個紀錄：國內單項教育捐款額最大，匯豐基金單項捐款額最多，匯豐第一次準許另外一個機構使用其名稱。

2009年9月25日，61歲的鄭海泉卸任了匯豐亞太區主席職務，但仍擔任執行董事、匯豐中國董事長兼匯豐臺灣區主席，并最終于2011年徹底從匯豐退休。

鄭海泉去世后，香港特首李家超、長江實業主席李澤鉅等政商領袖均對外表示了哀悼。香港媒體也評價他，活出了窮小子發奮向上且出人頭地的勵志傳奇。

得知鄭海泉去世的消息，我首先想到的也是他的勵志故事，尤其是他如何克服苦難。

他曾說自己壓力大的時候，就會看各種名人傳記，看長征、革命史。而且，他在大學時就看了很多這樣的書。“我也知道這些不會百分之百真實，但每個人的確都有苦的一面啊。”

剛參加工作時，鄭海泉曾和一位香港著名企業家聊天。言談中，他也是講起工作的辛苦，錢不多，還要養家庭，難啊。“后來他說，你有什么苦啊？你不知道我們當年（日本侵華時），頭上有飛機，腳下有地雷，路上有刺刀，那是怎么辛苦的。”

鄭海泉說，這句話他聽過之后再沒忘記，每到關鍵時刻就會鼓舞他。

如今回頭看，2005到2009，鄭海泉任職匯豐亞太主席的那幾年,見證了2008北京奧運“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那幾年，也堪稱匯豐最近幾十年來在中國的最好時代。

在這之前，中國對外資銀行的開放有限；在這之后，越來越多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匯豐曾經的獨特優勢也漸漸不在了；華為事件后，匯豐在中國大眾中的形象更是跌入冰點。

甚至有人認為，中國因素本身就是鄭海泉成為匯豐首位華人大班的原因：他是在時代大變化中，因緣際會，被選中，進而有了——

一個人的命運，要看個人奮斗，更要看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