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丨華商韜略出品人 畢亞軍

華商韜略·華商名人堂 ID：hstl8888

圖片：網絡、圖蟲創意

相比白手開創商業奇跡，啟蒙中國品牌發展而言，曾憲梓更為人所知、更令人敬仰的，是他對國家至死不渝的赤誠和貢獻。

在國家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評選出的100名“改革先鋒”中，香港地區一共有兩人入選，一位是霍英東，另一位就是曾憲梓。

即便到80歲高齡，談到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曾憲梓還會潸然淚下。

1934年2月2日生于廣東梅縣區扶大所里村的曾憲梓，是被苦水泡大的。他4歲時父親去世，從此開始了“每天稀飯都吃不到”“有難關，自己過”的生活。

幸運的是，母親有難得的遠見。她咬緊牙關，磕著響頭把曾憲梓和哥哥送進了全村唯一的小學，避免了他們成為文盲的命運。

但念完小學，母親就實在無法供孩子們上學了。16歲的哥哥去了泰國，11歲的曾憲梓則放牛砍柴，翻地種田。

幾年的小學生活，給曾憲梓的不只是知識，也包括志氣。

哥哥走后，很多人瞧不起他們孤兒寡母，常常欺負他們。他就在心里發狠：“你瞧不起我，我要爭氣，改變這種貧窮的命運。”

但真正讓他改變命運的，是新中國的成立，共產黨讓人民站起來。

“一個搞土改的同志看我在勞動后喜歡看書，親自把我送到學校，對老師說，這個孩子很苦，家里情況也不好，要多關照。”

靠著國家給的每月3塊錢的助學金，曾憲梓從梅縣重點中學——東山中學開始，一直讀到中山大學生物系畢業。

在東山中學，曾憲梓含著淚學會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在同學們的嘲諷中咬著牙“夸下一個海口”：

將來要給學校捐一座更漂亮、更高級的大樓。

“那個時候學校給我被帳，給我吃給我住，一切免費，還給我三塊錢助學金。我十幾歲還沒有用過錢，是個沒有見過錢的農民孩子。那個三塊錢對我心靈的震撼多大啊！”

“從17歲到27歲，國家養了我10年。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也就沒有我，是祖國撫育我成長的。”

功成名就之后，這成了曾憲梓回憶人生的開場白。

1961年，曾憲梓被分配到廣州農業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工作。

就在他努力工作、立志報效國家時，人生軌跡卻被改變：去泰國多年的哥哥，因與叔父就父親當年在泰國的遺產發生了爭執，要他前往助陣。

曾憲梓舍不得走，但卻不得不走。

跨過邊境的那一刻，他說自己的心境像是欠債要逃的人。

“國家在那么貧困的環境，把你培養出來多么不容易！曾憲梓啊，你就這樣離開祖國，你對得起國家對你的培養嗎？”

當時，中泰尚未建交，曾憲梓要先拿到香港地區身份證、做好護照后才可去泰國。在香港地區人地生疏，操著客家鄉音，連問路都困難的他，為了安身立命，借住到一個姑姑家。

一時找不到工作，又不能白吃白住人家的，他就幫忙帶孩子，做保姆。“一個大學生，做男保姆，夜深人靜，心里不是滋味。”

不久，更不是滋味的日子來了。

想去泰國看兒子的母親到了香港，沒有別的住處，只能和曾憲梓一起擠在幾平米大、頭都抬不起來的走廊斜坡里。

這樣的日子過了9個月后，曾憲梓滿懷期待與喜悅到了泰國，迎接他的卻依然是傷悲。為了錢，哥哥和叔父爭得互不相認，受共產黨教育的他，以自己放棄一切財產繼承權的犧牲，調停了斗爭。

解決完爭財產的問題，國內形勢已然發生巨變。想要回國的曾憲梓獲悉，暫時回不去了。他只能往返于中國香港和泰國之間，做一些小買賣，并將妻子黃麗群也從家鄉接來，借住于已在泰國小有成就的哥哥家里，幫其經營生產領帶的小廠。

寄人籬下，低人一等。曾憲梓夫婦每天勤勤懇懇，起早貪黑地幫助哥嫂干活兒，說話都不敢大聲，吃飯都不敢多夾幾筷子菜。即便如此，時間長了，哥哥嫂嫂還是非常嫌棄他們，“每天都給我們臉色，讓我們走，快點走，即刻走。”

被嫂嫂驅逐的那晚，曾憲梓和妻子一夜沒睡，兩人既無奈也想不通：為什么這么努力，這么小心翼翼地做人，這人生還是越走越窄。

第二天，曾憲梓到貧民區找到一處房子，生活基本安頓好后，他厚著臉皮向哥哥請求，希望自己還能繼續在廠里工作。

但哥哥拒絕了。

痛心不已，曾憲梓不得不賣掉所有財產——一只普通手表和一部普通相機，找客家鄉親借了一臺縫紉機，開始了自己的創業：做領帶到唐人街賣。

那期間，對這個不愛錢的侄兒很有好感的叔父曾桃發，曾多次表達要幫助他的意思，但曾憲梓依然像當年那樣：雖然貧窮，但始終活得驕傲。

叔父給他錢，他不要。叔父給他換房，他拒絕。

實在沒辦法，叔父將自己本來要做西裝的布料給他，讓他幫忙加工成領帶，付給他10倍于正常的加工費，變著法地幫他。

為了生活，單子他接了，但多出的錢，他一分都沒要。

1968年春節前，一心想要回國的曾憲梓回到香港地區。

他原計劃找好房子后再與家人團聚，但房子還沒著落，已不想在泰國多留一日的母親和妻兒也跟隨到了香港地區。

走投無路之際，叔父輾轉匯來一萬港元。靠著這筆錢，春節還沒過，曾憲梓就已找到一個60平米，既可居住、又可做工的房子，辦起了一個名為“金獅領帶”的小作坊。

多年后，他還清楚地記得，開工時，手中只有6000港元的窘迫。

房租花了1000多，感謝姑姑當年的收留花了2000，購置生活和開工必需品花費近1000，“這6000元可以花多久呢？一天生活費50元，一個月就1500元，也就4個月吧。”

必須馬不停蹄地工作，才能讓一家人活下去。

但即便馬不停蹄，曾憲梓每天也都是在擔心吃不起飯的危機中度過。賣一打領帶只能賺10元，他和妻子必須每天做出并賣掉五打，才能養活得了家。

別無選擇，他只能拼了。

“推銷的時候，老給別人趕出來，一進門，就讓我走。但我下了一個決心，賣不到五打就不回家，我要學怎么做生意，我和我的家人要吃飯。”

那期間，曾憲梓的汗水灑遍香港地區每個角落。為了打開銷路，馬路邊的地攤小販，他都一個一個地求，大大方方地請他們吃飯，托他們幫忙代銷。

而另一邊，已是六口之家的家庭，每天的菜錢只有1港元。輪到他買菜，還要更節省：

“只買8角錢的，覺得不能一下子將這1元錢全部用完。”

勤儉，這也是從負債開始創業的曾憲梓，積累的一個很重要的創業經驗。

“如果有了點錢都用掉了，資金很難積累。所以我就節省，省吃儉用，積累資金。”

即便自己這樣拮據，有了些積蓄之后，他還是第一時間還了叔父的錢，而且是加倍償還。

叔父因此在泰國替他大做人品廣告：

我這一輩子還沒有見過不愛錢的，這一次，我是見到了。

在不達目標不回家的堅持下，曾憲梓的生意漸漸打開局面。

首先被改變的是總挨罵的情形。

一次，他到一個做西服的洋貨部推銷，剛進門，老板就大聲斥罵。

走出店門的曾憲梓，一邊尋找下一家，一邊落淚。

但，香港不相信眼淚。

他找到一個人少的地方坐下，不斷問自己：為什么總會挨罵？是自己做錯了？還是有錢人都這么不好？如何才能不這樣？

第二天，曾憲梓穿西裝打領帶，什么也不帶，再次去了洋貨部。

“等店里沒人時，叫了咖啡兩個手送上，‘老板，不好意思，昨天十分對不起，惹你生氣了，我今天是特意來跟你賠禮道歉的’。”

老板感覺有些不可思議，他說：“奇怪，一般人給我罵了永遠不會回頭，我昨天那么嚴厲地罵了你，你還專程來道歉。”

一翻誠意交談后，老板告訴曾憲梓，“你做生意，我也做生意，你來了影響我招待客人，所以就罵你、趕你。”

后來，他們成了好朋友，“不但買我領帶，還給我建議。”

再后來，一想到罵過、趕過自己的人，都能成為主動跟自己要貨的客戶，曾憲梓就充滿了信心，路也越走越寬。

當時，法國、意大利等外國名牌領帶霸占著香港地區主流市場，幾百家本地服飾服裝廠生產的領帶卻只能在街邊店鋪售賣。

給自己的領帶取名為“金獅”的曾憲梓，覺得這里面有機會：生產高質、高價、高檔的領帶，把香港的領帶市場從洋人手里奪過來。

第一步是到大百貨公司買回最流行、最高檔的四款國外名牌領帶，將其拆到不能拆，對其內外用料、剪裁、縫合、圖案、顏色、商標進行深入的解剖式研究。

第二步是把這些拆得七零八落的外國領帶，按照原有的縫合方式恢復原狀。一遍又一遍地剪裁、一遍又一遍地縫合，直到掌握這些技術。

第三步是自行生產，然后拿到大商場去銷售。

苦戰幾十個晝夜后，曾憲梓做出了四打以德國高檔領帶布料生產的高檔領帶。他拿出4條，跑到一家熟識的百貨公司經理面前：

“這8條領帶，4條是我向德國訂購原料自己做的，4條是在你這里買的外國名牌。現在請你不要看商標，分辨一下，哪些是我做的，哪些是買來的。”

經理比較了大半天也分辨不出來，曾憲梓趁熱打鐵，把四打領帶送進這家公司，和外國名牌擺在了一起。不到一個星期，經理便打電話給他：

“趕快再給我送四打來。”

初戰告捷，曾憲梓決定打入更多百貨公司，但其他公司一聽是香港貨，直接拒之門外：“不是名牌，賣不出價錢。”

不平之下，曾憲梓決定自己做一個名牌出來！

首先要做的是改名字。當時香港地區賭風盛行，不少朋友都勸他，將廣東話發音為“金輸”的“金獅”改名，“金輸金輸，什么都輸掉了。”

曾憲梓冥思苦想新名字之際，機會和靈感居然一起來了。

一個做推銷的朋友，邀他一同去澳門地區玩，要介紹當時著名的百貨公司——永安、先施百貨公司男裝部的幾個部長給他認識。旅行中，曾憲梓想出了新名字：“金利來”。

再過幾個月，香港地區主流市場的門，也被他打開了。

這也是他在回憶自己的創業故事時，尤其自豪的一段經歷：

“我跟那幾個部長根本不熟，但想辦法跟他做朋友，一起玩，到澳門以后，我就請客，結果交上朋友了。”

走到這一步，通常的想法是，該請對方銷售自己的領帶了，但曾憲梓不急。

“交上朋友，他們不問，我也不主動說，我是干什么的。一個月，兩個月，大家在一起只是吃飯、聊天，不談買賣，建立了很好的關系。”

不急的另一邊，曾憲梓幾乎每天都在等待對方的一句話。

不久，他就等到了。

“終于有一天，一個部長問我，曾先生你是干什么的？往你家里打電話，說你去推銷了，你推銷什么啊？”

曾憲梓坦誠作答，“我是家庭手工做領帶的，推銷領帶。”

部長說，“我們需要啊，你拿來看看，如果合適，我們買。”

“三個月，我等的就是他這句話。”曾憲梓說。

再之后，金利來，漸漸火起來。

從跑街串巷開始，曾憲梓心里就住進了一個夢：

一定要做出中國人自己的品牌，而且是不輸給洋人的大牌。

通過做出好領帶、經營好關系，打開百貨公司的大門后，他開始了轟轟烈烈的造牌計劃：學習外國人的辦法打廣告，但又不同于外國人的辦法，而是要打出鼓舞中國人精氣神的廣告。

只要有一分寬裕的錢，他就多打一分的廣告，并且緊密結合中國的發展、民族的進步來打廣告，既給自己打廣告，也張揚中國人的志氣。

中國乒乓球隊開始風靡世界，曾憲梓于是獨家贊助了中國乒乓球隊香港表演賽的電視轉播，并且打出了一句很快響遍神州，也成為一個時代印跡的著名廣告語：

“金利來，男人的世界”。

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在電視轉播節目中大做廣告；1972年的香港小姐選舉，也被“男人的世界”承包……

一輪輪強勢猛攻下，質量可靠、品牌也足夠響亮的“金利來”領帶，迅速走紅，生意滔滔不絕。香港地區，迅速成了金利來領帶的世界。

1973年，香港遭遇經濟蕭條的沖擊，百貨公司紛紛限額購貨，很多以百貨公司為渠道的工廠或公司受此牽連，經營不濟，甚至關門破產。

危機之下，曾憲梓的生意卻逆勢上揚。

他逼自己想了一個辦法——一個可以載入商業史的新辦法、大辦法。

曾憲梓找到百貨公司：“你借個領帶架子給我，借個臺子給我，我自己供貨，自己找人來賣。賣好了，我七你三，賣不好，我兜底。”

老板們覺得這種不拿本錢備貨，不出人力，還能保證一定效益的方法十分可行。曾憲梓就一個公司、一個柜臺的攻城掠地。

“通過這個方法，我們比把貨賣給他們再由他們賣，生意好了五倍。”

不久之后，曾憲梓發明的這個方法，成了很多公司采取的營銷方式之一并沿用至今。這個方式的名字今天被稱為：專柜模式。

談及這段經歷，曾憲梓說：

做生意，首先靠腦子，看到什么，就要思考，這個事情和自己的生意有沒有關系？如果有，怎么把它用起來；其次，要靠行動，決定了以后，要及時而且果斷把想法付諸于行動。

最后，就是要勤奮，不能偷懶。

“我天天都在想、在總結，我今天做了什么事？起了什么效果？有什么錯處？為什么會錯？怎樣才可以做得更好呢？而今天的問題解決了，明天又會有新的問題，所以我說企業家的腦子，是不能停的。想偷懶是不會有結果的。”

專柜模式讓曾憲梓化解了危機，也開啟了金利來更快速的規模化成長。

至20世紀80年代初，金利來已由單一的領帶迅速擴展至皮具、男士配飾，并將業務拓展到中國內地及東南亞。

1985年，曾憲梓開始到內地投資開廠，創立了改革開放后首家專營領帶生產的中外合資企業。1992年6月，金利來在香港上市。

“金利來，男人的世界”，成為一代人共同的記憶。

曾憲梓說，被黨的政策改變命運的他離開內地時，就曾回頭望著海關樓上的五星紅旗暗地發誓：“一定要努力創造財富，將來有機會，在不同社會環境里，用不同的方式來回報祖國。”

1978年，可以回內地了。

曾憲梓第一時間回到家鄉，兌現他在東山中學、港英橋頭的誓言。

雖然資金并不寬裕，他依然慷慨給母校東山中學，捐贈了大量教育設備設施，以及嶄新的教學樓，還送給當地政府兩部汽車。

鄉親們依然極其落后與貧窮的景象，深深刺痛了曾憲梓的心。回到香港后，他給自己立下一個規矩：無論多發達，都要堅持省吃儉用，節約出每一分錢，每年為家鄉解決一些難題。

于是，500萬、1000萬、3000萬、5000萬……

一筆一筆在當時堪稱巨資的捐款被他送到家鄉，送到整個內地。

再之后，是事業發展越大，捐贈金額越大。

1992年，捐資1億港元設立曾憲梓教育基金；2003年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成功，捐資1億港元設立曾憲梓載人航天基金；2008年捐資1億港元成立“曾憲梓體育基金”……

2012年、2016年夏季奧運會結束后，兩度追加1億港元捐給體育基金，最終單是為體育基金就捐資3億港元；

2018年11月，即便家族生意早已不同往昔，家鄉梅州市梅縣憲梓中學成立25周年之際，他又再捐贈2000萬港元……

同時，曾憲梓也還是“水立方”的大額捐贈人。

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捐資支持國家教育、航天、體育、科技、醫療與社會公益事業，歷年捐資逾1400項次，累計金額超過12億港元。

“只要生意不破產，只要曾憲梓還活著，我對祖國的回報，就一天也不終斷。”

與之對應的是，他長期每天生活開支不超過30元的摳門和節儉，后來物價上漲實在太厲害，才上調改成50元。

“去了香港幾十年，我還沒有到過夜總會，還沒有到過舞廳，還沒有到過卡拉OK。我不喝酒、不賭博、不抽煙，沒有這些嗜好。我只有艱苦努力地創造財富，因為我要回報祖國，我的終生理想就是要報效祖國。”

直到2019年9月20日去世前，曾憲梓都還在給內地捐款。

但捐款，只是曾憲梓報效祖國的一部分。

20世紀80年代開始，曾憲梓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社會公共服務之上。

他先后擔任香港事務顧問、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等職務，為香港回歸和回歸后的發展赤誠奉獻。

他還做了10年廣東省政協委員、7年廣東省政協常委，后來又是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三屆全國人大常委，也是香港回歸后多年唯一一位全國人大常委。

此外，曾憲梓還身兼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名譽副主席、中華海外聯誼會名譽副會長、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香港客屬總會榮譽主席、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名譽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名譽副董事長等職。

在這幾十年的時間里，曾憲梓不再是企業家，而是一面愛國愛港的旗幟，一位偉大的愛國者。

“不論誰損害我們國家，傷害香港，我都不會允許的，都會據理力爭。”

香港回歸祖國的第二天，剛剛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授予曾憲梓特區政府最高榮譽：

大紫荊勛章。

授勛當天，他組織了一個1000多人的宴會。他在會場掛著五星紅旗，特意讓人準備了一張唱片，整個晚上一直播放歌唱共產黨的歌。

他還第一個站起來唱歌，唱的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曾憲梓說，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夠有這個力量，團結中國人，建設富強的國家。他到哪里都這樣講，到哪里都把共產黨歌唱。

在很多私人的場合，比如生日聚會，成百上千位親朋好友歡聚一堂，他也都會清唱，或者邀請大家一起合唱這首歌。

“我唱歌唱到加拿大，唱到歐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黨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因為我是一個共產黨栽培成長的窮苦人。”

即便到80歲高齡，出席重要場合的曾憲梓，也經常是胸前鮮紅的領帶，繡著金色的國徽。

2019年9月20日下午，曾憲梓在家鄉廣東梅州逝世，以葉落歸根為自己85歲的人生畫上了句號。

在梅縣區扶大所里村祖屋的告別儀式上，曾憲梓的小兒子，也是金利來事業的接班人曾智明，哽咽著清唱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送別父親。

“這首歌是父親教我們唱的。父親從小教導我們愛黨、愛國、愛家鄉，他自己每年都給自己定一個目標，要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們一定會按照他的遺愿不斷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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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出品人：畢亞軍

主編：王曉??責編：周怡? 劉彥潮

美編：楊亞姣??運營：方樂迪? 張嬋? 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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