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 ??楠? 來源|雪豹財經社

重返大廠的年輕人很快發現，生活和從前沒什么兩樣，但這里至少還是“收入天花板”。

業務變動頻繁，被困在加班、開會、匯報文檔里的大廠員工陷入內耗。

問題不會消失，他們一邊嘗試與大廠和解，一邊醞釀著下一次離開。

有8年電商經驗的姚冰冰（化名）決定回流字節。時隔半年，這里還是她熟悉的樣子。

大廠意味著開不完的會，寫不完的匯報文檔。在和雪豹財經社通話時，她翻開一位同事發給她的日歷，“1、2、3……15，我同事今天要開15個會，最晚的排到晚上11點半，回去還得寫文檔，為明天開會做準備。”

大廠的另一面則是業務變動頻繁。

面試時，未來老板對業務的規劃讓她信心滿滿。但兩個月后，她發現自己“被畫餅了”。業務黃了，老板也走了，她所在的20人團隊被并入一個100多人的部門，變得邊緣，只能分到一些“邊角料”的活兒。動作快的同事，已經找到了轉崗門路。

姚冰冰每天混跡在員工信息分享群里，假裝看看調研報告，也會翻翻新部門的年度總結，“想知道他們在做什么，但不太看得懂”。忙到沒空摸魚難受，長時間摸魚更難受。回來后的經歷，無法讓簡歷有任何加分。

但姚冰冰對回流大廠并不后悔，因為這里的“收入天花板比較高”。雖然一年內回流不能漲薪，但40萬的總包仍然比起其他offer更有吸引力。

曾努力逃離大廠的年輕人們發現，還是回頭路走起來更輕松。

錢，拉高了大廠的綜合分

重返大廠5個月，阮寧（化名）再次覺得生活“黯淡無光”。

這回，她特意選了一家更老牌的互聯網公司，入職前反復確認它不像前司那樣總是把業務“完全推翻”，但新問題很快冒出來：推進節奏過快。如果是外企，類似項目一般會留出兩年時間，阮寧所在公司卻只給半年。老板還毫不避諱地告訴團隊成員，這樣的工作量本應匹配兩倍的人手。

有一次周六，阮寧在醫院看病，老板在釘釘群里艾特她，讓她在周一前出一版方案。她坐在醫院的大廳里異常煩躁，“周一前的意思，不就是整個周末都得工作嗎？”

阮寧第一段在大廠的工作，以裸辭畫上句號。辭職后的7個月里，她有3個月都在休息，第四個月才開始改簡歷、找工作。

一開始，她想回到外企，但屢屢碰壁。她先和亞馬遜聊了一輪，但發現只剩銷售崗可以選，那和她的職業規劃相去甚遠。她還面過谷歌，沒能進入最終輪。還有一家不錯的公司接近談成，卻卡在了發offer的階段。她后來再看對方的崗位需求，經驗年限從5年改成了“5~10年”。

大廠成了迫不得已的選擇，但迫不得已中也有“不服氣”的心態。她想證明，自己可以像很多人一樣，在大廠平衡好工作和生活，起碼不會重蹈覆轍——為工作痛苦到抑郁，然后草草離職。

去年5月，星瞾在字節一拿完年終獎就提了離職。“鍍金”完畢，她當時鐵了心“再也不去大廠”，也接觸了多家中小廠和傳統企業，但聊得越深越發現，很多公司完全不知道如何解決自身的瓶頸，只是想把有大廠經驗的人招進來。

星瞾的小紅書主頁

“我為什么要在更小的公司把做過的事再做一遍呢？”星瞾想，大廠有大廠的問題，但不應該假設自己離開就能解決問題，“這叫美化一條自己沒走過的路”。她對比各個維度，發現還是大廠的綜合得分更高。

錢是拉高平均分的重要因素。她快速推翻原本的決定，最終接下阿里的offer，薪水漲幅45%，總包接近80萬。

曾在字節做過3年產品經理的李凡（化名）嘗試過轉行。2022年下半年疫情期間，她花6999元報名了樂刻管培生的網課，順利成為健身教練。去年6月，她又與幾位同樣有互聯網背景的朋友們開了一家餐廳。

但這段看似很酷的轉行之旅只持續了一年。據李凡在小紅書賬號上的分享，做教練的收入不及預期，前兩三個月基本在“為愛發電”，摸索一段時間后收入才穩定在了每月7000多元。由于時間和預算有限，餐廳也即將被轉讓出去，這群追逐餐飲夢的業余玩家只能試玩到此。她在經驗帖里寫道：“熬不住或是真受不了收入落差的，聽勸，退吧……”

度過風雨飄搖的一年后，為了穩定的收入，李凡決定重回老本行。

“挑戰吃苦極限”

“跟著業務快速成長，完了期權一賣，直接實現財富自由，30歲退休”——當初去字節前，姚冰冰這樣設想。

阮寧和姚冰冰都出身外企，長期處于“work life balance”狀態。時間久了，她們開始渴望“個人成長”，渴望更多的機會，渴望更有誘惑力的高薪。

但興奮感只維持了一個月左右，取而代之的是焦慮感。而再過一段時間，她們發現期待落空了。

阮寧面試前司時，公司正要重點做電商業務，很看重她的經驗，“希望能復用到公司業務上”。她也在對方描述的業務方向里看到了清晰的成長路徑，雙方聊得很開心。

然而，現實和預期大不相同。

大廠習慣“小步快跑”，即計劃和執行同步進行。這意味著，很多動作都沒想好就開始推進業務，所以“總在推倒重來”。小半年過去，阮寧所在的業務已經被完全推翻。

她曾在一周內寫過三版完全不同的方案，“大幾千字，每天熬夜寫”。老板看完后的反饋之一是把文字換成圖片，因為他覺得圖更高級。這讓阮寧感到痛苦，她不僅無法獲得成長，反而被嚴重消耗，“生命和時間，都被浪費在解決圖比文字更高級這種事情上”。

阮寧是不喜歡吃苦的人。上學時，她就是老師眼里嬌氣的學生，從不帶病上課，但凡有點刮風下雨都不去跑操，老師跟家長告狀也沒用。她覺得，人一旦變得能吃苦，就會有越來越多的苦要吃。

大廠挑戰了她的吃苦極限。在大廠不到一年，離職前的兩個月，她已經出現惡心、反胃和頭疼等軀體化反應。再不走，她擔心自己會徹底崩潰。

星瞾從字節裸辭時也沒滿一年，但這段時間足以讓她理解，為什么江湖上會流傳一個未經官方證實的數字：字節員工的平均留用時間是7個月。

她喜歡賺錢和往上爬的感覺，但在字節并沒有找到，這是她幾個備選offer中薪資最低的。剛轉正，她就發現所在業務增長見頂，又趕上降本增效，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匯報、開會上付出大量時間精力，用飛書文檔包裝自己的工作。

提離職后，星瞾和她的+1、+2（編者注：分別指直屬領導和領導的領導）和HR等人先后聊了7輪。她直白地傾訴自己的迷茫，想聽聽過來人的真實想法，結果只聽到了挽留話術。這讓她覺得很沒勁，“原來他們坐到現在的位置，也就只會工作”。

那一刻，她想到一個朋友離開大廠去創業時說過的話：這里沒有我想成為的人。

如果只看第一年，姚冰冰似乎是個幸運的樣本。她加入的是一個為新業務組建的新團隊，由于完整地跑通了0到1，年底的績效好看，簡歷上也有東西寫。

她用“雞飛狗跳”來形容那一年。頭一個月，沒有任何人告訴她該做什么，但老板還等著一線執行往上對齊，“要給他闡述業務方向，他還不一定認可，只能挨個方向去碰”。碰著碰著，同事之間會起摩擦。外企的人有不同想法會微笑著爭論，大廠的人往往“明著開撕”，“在會議室互相拍桌子，聲音大到整個樓層都能聽到，有時外包團隊都會來打聽情況”。

到第二年，從1往100跑時，“畫風突變”。因為增速變慢，整個業務又被推翻了。努力一年回到原點，讓姚冰冰產生了自我懷疑。離開時，她對在大廠尋求成長有了新的認知：成長不取決于能力，機遇更重要，跟對人、做對業務，才能按預期發展。

醞釀下一次離開

問題都差不多，但跟第一次進大廠時相比，姚冰冰從“巨焦慮”變得“更佛了”。

她已經非常熟悉字節的風格，“招人時對崗位匹配度要求很高，它說要造一號火箭，你就一定要會造一號火箭，但來了之后，業務說沒就沒，隨便扣個活給你干。”她想不通為什么，只能安慰自己：字節就是這樣。

阮寧則變得謹慎和保守了。她不再主動表現和爭取，而是花更多時間去觀察。

她仍然不喜歡吃苦，試圖讓天平不過分向工作傾斜。她把與雪豹財經社的對話時間約在周五下午5點，那是她留給自己的“強行摸魚”時間。其他工作日，她會盡量保證每天摸魚20分鐘。摸魚的具體事項，包括刷小紅書和微博，以及和朋友們在微信上聊聊天。

但約好的時間還是因為臨時會議改期了。

到2023年年底，星曌入職阿里剛好半年。從逃離大廠變成逃到另一個家大廠，她在心態上并未做好準備。

前3個月忙得顧不上想，后3個月她開始意識到，大廠之間“大差不差”。整個12月，她都不太開心，一直在思考為什么自己的能力和收入遠超同齡人，卻還是不快樂。

曾在新消費公司親歷過“一個聯合創始人想把另一個聯創趕出公司”的男朋友告訴星瞾：“工作是剛需，職場不是游樂場，不是競技場，是道場。”她又翻看了一遍手機備忘錄——那里記錄了很多工作中的情緒垃圾。她發現自己始終在為類似的事情不開心，“一點長進都沒有”。

這讓她找到了2024年的新目標：不要和小人、笨人纏斗，把工作看作人生的一小部分。

這么想之后，過完元旦再去公司上班，星瞾和一位總是聽不明白需求的同事溝通時，耐心了許多，“不懂就多講幾遍”。面對一位“不是特別小人，但手段也不太光明”的前輩，她的心態更平和，偶爾還跟對方一起健身。

大廠的問題不會消失，重回大廠的年輕人開始學著接受。

他們很確定大廠是當下最好的選擇，但也都覺得，這是自己最后一次在大廠上班，并醞釀著下一次離開。

阮寧給自己設置了一個“待滿兩年”的小目標。她打算先觀望一年后的績效，如果說得過去，就保持現在的狀態，否則會和主管討論下如何改善。兩年后，她也剛好來到大廠隱形的年齡門檻——35歲，最理想的狀態是找一家合適的外企，再次擁抱“work life balance”。

姚冰冰也打算，到了“只能混日子或等著被裁”的時間點，就再去外企找找機會，或試著創業。

星瞾覺得自己不能再想辭就辭。新工作的業務還只接觸了皮毛，得先學到東西再說，也要等到一個值得她再次離開的機會。

“還是看錢，工資漲幅滿意我就會去，比如總包到9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