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南山：17年后還是他站出來

如果要評選中國人最信任的科學家乃至公眾人物，鐘南山不是第一也是第二。

在2003年SARS戰役中居功至偉的鐘南山，17年后已是84歲的耄耋老人。但在今年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肺炎疫情中，第一個“放炮”的，還是這個老人。

1月18日，身為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的鐘南山參加廣東省衛健委會議，會還沒開完，他就決定立即趕往疫情暴風眼武漢。正值春運高峰，尚未知曉疫情風險的人們大批返鄉，航班沒票，他是坐高鐵去的，在餐車里閉目養神的照片引爆社交網絡。

鐘南山在高鐵上，蘇越明攝，圖片來自中新網。

當晚11點抵達武漢，聽取匯報。19日上午，前往醫院觀察患者，然后開會到下午5點，接著又乘飛機到達北京，馬上趕往國家衛健委，開完會回到酒店，已是凌晨兩點。

20日，從早上6點起，是一個連一個的全國電視電話會議、新聞發布會、媒體直播連線。就是在這天晚上接受《新聞1+1》白巖松的采訪時，鐘南山說出了令人震驚的一句判斷：“現在可以這么說，肯定有人傳人的現象。”

在此之前，官方口徑是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宣稱的“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

這幅場景，讓人想起2003年4月12日的那場發布會，面對“非典疫情已被控制”的官方說法，鐘南山那句必定載入史冊的憤慨反駁：“現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預防不清楚，怎么治療也還沒有很好的辦法，病情還在傳染，怎么能說是控制了？我們頂多叫遏制，不叫控制！連醫護人員的防護都還沒有到位！”

17年過去了，沒想到還是鐘南山，像17年前一樣，又站了出來。

也就是從這一天起，中國人對“新型冠狀病毒”這幾個字正式認真起來。除了鐘南山，沒人有這種分量。

而疫情發展到今天，武漢人絕境中求生存的悲壯場面，也讓人對鐘南山在1月28日含淚說出的那一句“武漢本來就是一個很英雄的城市”中的深意，有了更多的理解。

管軼：“有心無力”的“逃兵”

如果借用一句被羅振宇炒熱的話，鐘南山是“躬身入局”，揭開了武漢疫情的蓋子，那么管軼則是帶著一絲無奈和苦澀，自動出局。

這位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和鐘南山前后腳來到武漢，希望能夠找到病毒的動物源，并展開防疫工作的合作。

香港大學教授管軼。

但他在武漢只呆了兩天。

在這兩天里，他在許多科研機構吃了閉門羹，病毒可能的源頭華南海鮮市場被封鎖并清洗，無法追蹤動物源。在這兩天里，他看到不設防的武漢依然是一片太平景象：市民置辦年貨，機場還有旅行團出游，沒人消毒，沒人戴口罩。

這都要“戰爭狀態”了，怎么還沒拉警報啊，管軼想，同時嚇出一身冷汗。

得出“疫情在武漢已經無法控制”的結論后，他能做的只有帶著團隊趕緊撤離。他訂了機票，飛回香港。第二天，武漢封城。

管軼說，自己“有心無力，悲從心來”，“就連我這種也算身經百戰的人都要當逃兵”。

此論一出，輿論大嘩。一時間，針對管軼的各種討論充斥社交網絡。論題包括：科學家是不是應該這么坦率，甚至表現得有點怯懦？他的學術成就到底高不高？他之前接受《大公報》采訪對疫情的樂觀誤判又怎么解釋？

關于第二點，我們不要忘記，管軼當時做出判斷的基礎，是這樣一個事實：武漢市衛健委1月11日至16日發出的通告中，均維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無新增。

我們還應該知道的是，這個說話老實的科學家，曾經率先分離鑒定出SARS冠狀病毒并證明果子貍等市場野生動物是SARS的直接來源，通過建議政府取締野生動物市場，遏止了SARS的再次爆發及流行。

失去他的援助，無疑是新型冠狀病毒研究戰的重要損失。

高福：“守夜人”卷入搶發論文爭議

管軼在武漢的冷落，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主任、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科院院士高福是不會遇到的。

相反，他和他的團隊會第一時間拿到最詳實的數據和病例。因為他們肩負著“守夜人”的職責，隨時準備向公眾發出危險來襲的預警。

但這次，出于種種原因，新型冠狀病毒躲過了“守夜人”。

1月29日，沒有及時發出預警的CDC在國際頂級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發表論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

高福正是論文的作者之一，也是其中學術地位和行政職務最高的一位。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官網上有關高福的介紹截圖。

沒想到，一篇以英文寫成的艱深的學術論文，在國內引爆了一場針對CDC的輿論危機。原因是，論文提到，自2019年12月中旬以來，新型冠狀病毒在武漢的密切接觸者之間已經發生了人際傳播。

看不懂論文的人們感到憤怒，原因在于：一篇論文從寫作、投稿、審稿到發表，按照慣例是一段不短的時間，既然CDC已經知道了這個信息，為什么不及時向公眾宣布，而是去寫論文？是發表論文重要，還是防控疫情重要？“守夜人”應該怎么當？

如果真是這樣，那么CDC難辭其咎，包括高福在內的一眾科學家操守是很成問題的。

還好，事實并非如此。

《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總編輯埃里克·魯賓證實，他們是在1月27日收到論文的，由于事關重大，48小時后就發表了。這可以消除“先寫論文再管疫情”的指控。

高福也出面回應，論文提出的“2019年12月即在密切接觸者中發生了人際傳播”的觀點，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學調查資料做出的回顧性推論，并非是他們在2019年12月就知道了這一點。

“這是一篇回顧性分析！”他說，“12月中旬還不知道是什么病，病原不清，都是調查四百多例流行病學的推論！Onset的日子都是推測，這個大家沒有看明白！把流行病學調查和臨床診斷混在一起。”

還好，科學家的操守還是經受了考驗。

可是，“2019年12月即在密切接觸者中發生了人際傳播”這個結論，如果不是在12月得出的，那么究竟是在什么時候得出的，我們就一直沒有得到回答了。

王延軼：“雙黃連”牽出有故事的所長

疫情爆發于武漢，地處武漢的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是中國最高級別的病毒研究實驗室，自然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

偏偏武漢病毒研究所整了一出又一出好戲。

1月31日，媒體稱，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和武漢病毒研究所聯合研究初步發現，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這正是全國人民焦慮恐懼無法排解的時候，消息一出，立刻造成搶購熱潮。

可問題是：一則，報道稱雙黃連口服液剛開始進行臨床研究，這離證明它在人體中“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還差很多步；二則，雙黃連合劑造成的不良反應，即使在中成藥口服制劑之中也是一直名列前茅的。

因此新聞一出，就受到了多方質疑和批評。武漢病毒研究所在此事之中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何種作用，為何要在如此關鍵時刻以如此形象出現于報端，不禁令人大皺眉頭。

但這只是武漢病毒研究所一系列騷操作的開端。

接下來，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王延軼被推上風口浪尖，只是這樣的走紅令人尷尬。有心人從她的簡歷中發現，這位出生于1981年、今年只有39歲的廳級干部，丈夫是她在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時的老師、后來的中科院院士舒紅兵，并且兩人的職業軌跡多有重合，不免引人遐想。

中科院武漢病毒研所長王延軼。

2005年，舒紅兵成為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王延軼在2006年進入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任講師，2010年任副教授；2013年，舒紅兵當上武漢大學副校長，王延軼則從2014年起到2018年，從武漢病毒研究所病毒病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所長助理、副所長一直升到所長。

舒紅兵、王延軼這對夫妻檔面對輿論危機做何反應，我們暫且不得而知，但學界同仁已經有按捺不住的了。

2月4日，網絡流傳一封據說是饒毅寫給舒紅兵并且抄送王延軼和中科院院長的信，里面就直言不諱：“可能最好的解決辦法是提出辭職，以免耽誤科學院……您夫人確實不適合領導武漢病毒所……苦口良藥，為了中國科學院好，其實也為你們好。”

饒毅并非一般人物，他現任首都醫科大學校長，曾認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是中國在國際上最有影響力的生物科學家之一。

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

對了，他還是中國科學界最敢說話的人，沒有之一。

石正麗：用“生命擔保”靠譜嗎？

恐怕從建立之初直至今年以前，武漢病毒研究所都沒有受到過如此集中而強烈的關注。它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在所有人眼皮底下，既包括吃瓜群眾，也包括業界同行。

1月31日，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研究團隊在學術網站發表論文，稱新冠病毒的刺突糖蛋白有4個獨有的插入片段，“這令人震驚，因為病毒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自然地獲得這種獨特的插入”，暗示新冠病毒是“人工干預”的結果。

國內的社交網絡也開始懷疑疫情是由國內科研機構實驗室的病毒標本泄露引發的。

話里話外，又是指向了武漢病毒研究所。誰讓你是中國和亞洲唯一的最高級別（四級）的生物安全實驗室呢？

武漢病毒所研究員、實驗室副主任石正麗在朋友圈憤怒地回應：“歡迎轉發：2019新型冠狀病毒是大自然給人類不文明生活習慣的懲罰，我石正麗用我的生命擔保，與實驗室沒有關系。奉勸那些相信并傳播不良媒體的謠傳的人，相信印度學者不靠譜的所謂‘學術分析’的人，閉上你們的臭嘴。”

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

盡管有人批評石正麗，一個科學家做擔保的時候應該是用數據而不是生命，不過在國際上，印度科學家的論文受到了生物科技領域眾多學者的反駁。比如清華大學醫學院教授、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顏寧就在微博說：“不要以為是論文就靠譜，何況這個還不能成為論文，因為沒有審稿呢。”

2月2日，論文撤稿。武漢病毒研究所總算贏了一局。

可消停是消停不了的，2月5日，武漢病毒研究所又差點被全國人民罵厚顏無恥。

起因是美國制藥公司吉利德制造的藥物“瑞得西韋”被證實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治療有特效作用，可這種也許能扭轉疫情戰局的神藥，早就被武漢病毒研究所在1月21日申請了專利。

武漢病毒研究所在官網上說：“對在我國尚未上市，且具有知識產權壁壘的藥物瑞德西韋（Remdesivir），我們依據國際慣例，從保護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在1月21日申報了中國發明專利（抗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用途），并將通過PCT（專利合作協定）途徑進入全球主要國家。如果國外相關企業有意向為我國疫情防控做出貢獻，我們雙方一致同意在國家需要的情況下，暫不要去實施專利所主張的權利，希望和國外制藥公司共同協作為疫情防控盡綿薄之力。”

藥是別人開發的，專利是你搶注的，這又是什么騷操作？

于是，5日早上，武漢病毒研究所又占據了朋友圈。不用懷疑，又是罵的多。

其實從法理來說，此舉沒毛病。據《第一財經》報道稱，武漢病毒研究所獲得的不是藥品結構的專利，也不是藥品合成專利，只是一個運用專利。這個專利，吉利德是不會去申請的，因為這個藥只適用于目前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別處都沒有臨床資源。

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陳際紅向環球網表示，按照國際慣例，如果專利申請獲批了，那么吉利德將藥品用于新型冠狀病毒臨床治療的時候必須獲得我方授權，沒有的話就是侵權，雙方達成互相制約，這是國際的常規做法，避免專利持有者攜專利要挾而產生肆意抬價的行為。

瑞德西韋的化合物專利在中國已經申請注冊，圖片來自界面新聞。

對國內的患者來說，這當然是好事。

法理固然可行，可如果在情理上對吉利德多表示一點感謝之情，也許公眾的心理會更舒服一點吧。

無論如何，武漢病毒研究所注定是要接受全國人民最密切的關注了。如何應對公眾的檢視，如何將科學研究成果更好地為人們所用，會是這個略顯神秘的機構要好好學習的課題。

戰勝一場疫情，需要各方力量，科學家是其中尤為重要的一環。他們學識高明，手握權力，還接受著人們最大的信任。

這是好事。一個公眾信任科學力量的社會，才會進步和發展。中國曾經呼吁德賽兩先生，才會取得曾經的成就。

但科學家也是人，科學界也是小社會，有光明，也有暗面。

我們希望，科學家能不負長期的信任，也能經受住質疑，消除掉疑慮。這才是科學的榮光，科學家的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