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城集團前總裁 任克雷

目前有哪些形式能夠獲得商業化持續不斷的支持？我發現有四種：

第一種是我們搞的主題公園，主題公園里的表演是持續的，因為我們有旅游游客的載體；

第二種是張藝謀搞的“印象系列”，他在獨一無二的自然景區搞表演，有景區游客門票的支持；

第三種是賭場，如拉斯維加斯還有澳門，因為賭場和會展完全可以支持一臺大戲，可以支持戲劇的良性循環；

第四種是在藝術表演上已經成為全世界地標的城市，如倫敦西區，不到一平方英里的地方有五十多個劇場，每個劇場都有六百到一千個座位，上座率能達到90%。

綜上，任克雷認為，無論交響樂也好，芭蕾舞也好，需要思考這樣五個問題：

第一，這樣的外來的高雅藝術首先要解決它的體制問題，尋找到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體制來支撐它；

第二，內部機制要有活力，能夠不論資排輩，能夠對外開放；

第三，它本身也要逐步跟本土的傳統文化元素結合，要本土化、民族化；

第四，交響樂本身的質量要提高。質量要提高，一定要有自己的人才，特別要有大指揮家，這是特別重要的；

第五，要給我們的交響樂、包括芭蕾舞、音樂劇以時間，不要太急，慢慢來，因為所有藝術都有一個培育期。

以下為發言實錄：

王波明：音樂本身就是文化？

任克雷：它是一種文化，當然還有別的文化，有戲曲文化、服裝文化等等。

王波明：克雷，你也得發發言，你怎么理解？

任克雷：我不是搞音樂的。

王波明：但你是榮譽理事長。

任克雷：我一講話就有雜音或者走調，馬行長也不是搞音樂的，馬行長是金融家，我是搞旅游的，我們旅游中有跟旅游有關的表演，之所以他做理事長，我做榮譽理事長，可能是深圳市政府想對我們的交響樂團在體制上深化改革，把那些搞企業的人和搞音樂的人結合一下，其實是一種跨界。你要問我，我們搞企業的人當投資一件事的時候，比如說一種藝術表演，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我要找到一種商業模式，這種商業模式能夠使投入產出平衡，而且能夠持續的發展。我們是想找到一種得到市場支持的，而且越來越吸引受眾的藝術表現內容和形式。

目前有哪些能夠受到這種商業化持續的不斷支持的形式？我發現有四種，第一種就是我們搞的主題公園，主題公園里的表演就是持續的。為什么？一個主題公園年游客量二百萬到五百萬，每張門票二百塊錢，我們去投一場戲的話，一千萬、兩千萬、三千萬我們都敢投，這臺戲我們可以演五年、十年。比如說民俗村里的《東方霓裳》這臺戲我們演了二十年，一年365天我們演了300天，《世界之窗》十五年了，每臺戲兩三千萬我們敢投，因為我們有旅游游客的載體。

第二種形式，張藝謀搞的意象系列，為什么他在獨一無二的自然景區搞表演，桂林的山水、云南的麗江、敦煌、張家界，投入相當之大，每天可以演，因為它有自然風光的景區游客門票的支持。

第三種形式，拉斯維加斯還有澳門，因為賭場和會展完全可以支持一臺大戲，所以到拉斯維加斯我們看了很多百老匯的表演，歌劇魅影要跑到拉斯維加斯去看，而且很多國內一線的演員、歌手在那里兩三年的簽約進行演出，它也可以支持太陽馬戲團做那么昂貴的一場戲演出，因為堵和會展完全可以支持它良性循環。

第四種形式就是這個城市在藝術表演上已經成為全世界的地標，比如說倫敦西區，不到一平方英里的地方有五十多個劇場，每個劇場都是六百座到一千座，上座率90%。美國的好萊塢就是在時代廣場十二條大劇場，每天都在演出，而且一票難求。我們在想，為什么我們現在談到交響樂、談到芭蕾舞、談到歌劇、談到音樂劇都不行嗎？我們確實還在摸索，我們沒有一種商業模式來支撐它，沒有一個足夠的市場來支持它，它是外來的，受眾很小。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交響樂也好，芭蕾舞也好，我們這樣的外來的高雅藝術首先要解決它的體制問題，尋找到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體制來支撐它。第二，內部機制問題，要有活力，能夠不論資排輩，能夠對外開放，能夠拉高分配機制，使你成為不是過去大鍋飯那樣的體制。第三，它本身也要逐步的跟本土的傳統文化元素結合，要本土化、民族化。12月28號余導搞的上海交響樂團的共和國70年第一首歌音樂會我覺得肯定會賣的不錯，還有現在譚盾做的敦煌慈悲頌和武俠三部曲還是不錯的，還有廣州樂團的祖國頌，就是說本土化演出的形式變換跨界受到更多中國國民的喜歡，我覺得這個可能是要思考的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我們的交響樂本身我們的團的質量要提高。最近深圳有一個柏林愛樂樂團一票難求，到處打電話就想要一張票，就覺得他們演得好，進去也聽不懂，就是好。質量要提高一定要有自己的人才，特別要有大指揮家，這是特別重要的。

第五，要給我們的交響樂包括芭蕾舞音樂劇一個時間，不要太急，慢慢來，因為我們有一個培育期。我們的書記很激動地說：“你們不要以為我很土，我也懂音樂，你們怎么不請我呢？我大學的時候就看過李格倫（音）的交響樂，他在清華大學給我們講授交響樂。”為什么到大學才講交響樂啊？我們應該從娃娃就開始。我們已經耽誤了，所以我們要給觀眾點時間嘛，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