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Jean-Marie

針對這種偏見，Jean-Marie引用了孔子的一個回答，“公元前六世紀的時候他就提出了這種觀點，當時有門徒問他，治理國家是否可以總結為一句話？先師回答，要服從國王的命令。然后門徒又問，有沒有一句話可以摧毀一個國家呢？孔子回答，國王永遠是對的。這種對權力的大膽批判，證明了中國早期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可以與蘇格拉底等希臘哲學家的道德力量相提并論。”

在發言最后，Jean-Marie表示，在我們這個不斷發展的變化當中，中國有一個角色要扮演，它應該是文明的模式，是對當代充滿矛盾和沖突的社會來說更是這樣的一種文明的模式。中國特別重視平衡和和諧這樣的理念，中國曾經經歷過各國的戰亂，也經歷過殖民主義，而且實際上中國的革命事業也沒有完全顛覆中國傳統的理念和價值觀，它保留了自己文化、文學和藝術方面的延續性。中國的藝術特別重視普適性，使得我們的讀者更好的理解人文主義的精神。特別是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由于過度的技術的侵入，有可能分崩瓦解，人文主義就顯得更為的重要。

以下為發言實錄：

董強：歡迎大家來到三亞文化藝術論壇，這個論壇近幾年發展的非常不錯，已經成為財經論壇當中一顆非常珍貴的明珠，因為大家這幾天聽到的都是涉及到財經、社會方面的探討，文化和藝術論壇，我們專門來探討一些我們關注的文化問題。近幾年來很多國際上以及國內知名的文化學者、知名的文化界人士都來到了這里進行演講或者討論，我是北京大學的法語系主任董強，今年是我第四次來主持論壇，感謝論壇組織方對我的信任，也感謝在場重視的聽眾對這屆文化論壇的支持。

這屆文化論壇非常獨特，可以說達到了這幾年來的高峰，因為我們有幸邀請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Jean-Marie先生。出席本次文化論壇的還有幾位重要的嘉賓，宋紀蓉女士是故宮博物院的副院長，周嶺是電視劇《紅樓夢》的編劇，何懷宏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Enrico是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全球研究員、北大教授。今天我們要討論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東西方之間文化的交融。大家都知道這是我們特別關注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一百多年來，自從中國進入現代社會以后一直都關注的一個話題，所以我現在隆重的請出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著名法國文學家、作家Jean-Marie先生給大家作主題演講，有請。

Jean-Marie：你好，東方與西方讓我們對這種黑白分明的定義保持懷疑態度，更要懷疑二元的對立，比如善與惡、真與假、真實與虛幻，對人性有很深了解的王爾德曾經說過，我們不應該把善與惡放在一起對比，我們應該對比迷人和乏味。

東方和西方的區分就是我們應該懷疑的定義，伽利略告訴我們地球是圓的，我們總是在某個地方的東邊和西邊，當我處在洛杉磯的時候，我同時在紐約西邊，也在夏威夷東邊。你可能會反駁，東西方之間的區別不僅僅是地理上的區別，從歷史上來看，這種區分實際是曾經有意義的。比如說羅馬帝國在災難統治后，將首都牽到了基督教世界的另一邊，也就是君士坦丁堡。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開始征服海洋時，一位基督教的教宗亞歷山大六世，不得不在大西洋劃一條假想線，西邊屬于西班牙人，東邊屬于葡萄牙人。這樣的話，北美和新西班牙和秘魯會講西班牙語，而線的另一半，巴西人、印度尼西亞人和一部分中國人會講西班牙語。當年的世界劃分多么簡單，而今天就不同了。

賽義德曾經寫過一部極有影響力的書，名為《東方主義》，這本書可能是現代政治文化理解和外交的縮影。在書中，賽義德并沒有試圖分析出東西方之間的差異，后來將這種對立叫做我們和他者，賽義德只是簡單的列出了東方這個詞的各種起源，以及自歐洲中世紀末以來一直使用東方這個概念的方式，以證明確實存在東方這樣的概念，它是歐洲長久以來偏見和種族主義的起源。比如十四軍東征，比如浪漫主義的詩歌，比如雨果的東方集，比如歐美政治的外交，其中包括土耳其戰爭，也包括對伊拉克的入侵。

當然了，你可能說一個人他生活在倫敦，他肯定和北京、和西安的人會不一樣，那么我們為什么不能區分東方和西方呢？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的猶太人夏洛克懇求中諷刺了這種簡化，夏洛克說如果你刺傷我們我們不會流血嗎？如果你對我們作惡我們不會報仇嗎？畢竟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共同點，不管他們在哪里，當電視上播放美國軍隊在伊拉克的反恐戰爭的時候，我的祖國毛里求斯的一些人對盟軍轟炸的平民外貌感到非常驚訝，他們說這些人看起來跟我們一樣呀。這群人非常的天真，他們被布什政府的邪惡軸心所謝娜，他們看到外星人也是人的時候很吃驚。

東方這個概念對歐洲人來說一直是一個謎，讓人覺得欣慰的是反之亦然，東方人也覺得西方是一個謎。偉大的忽必烈，也就是北京城的創始始建人，他當時對基督教非常有興趣，他想找幾個那些來自偏遠國家的人對他解釋一下基督教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派人到歐洲請一位特使來中國，在威尼斯，可汗的下人說服了一位商人的兒子來中國，這位男孩的名字就是馬可波羅。馬可波羅在北京待了很多年，給忽必烈講了很多關于耶穌和瑪麗亞教義和神跡的故事。我們不知道當時忽必烈是怎么想的，我們只知道他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比他自己的天神更優越。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也希望與威尼斯和西方建立商業關系，這就加速了中國和歐洲的著名的絲綢之路的發展。在多年旅行之后，馬可波羅回到了意大利，憑記憶寫出了精彩的《馬可波羅游記》，他同時也改變了意大利的飲食，其中包括發明了意大利的餛鈍和意大利面。

我們可以說，當年真是好時光，因為人的思想對所有新事物開放，不僅僅是食物和技術，還包括知識和哲學的思想。神話也會傳播。對東方另一位編年史家是英國的履行家威翰，我們不知道他是否去過中國，但是他讀過《山海經》，書中描繪了中國上古的諸多神話和傳說，曼德威爾誤認為這些都是真的，所以在他的筆下，世界另一邊的人長得比如說半人半狗，還存在一些巨大的蟒蛇能夠吞食大象。奇怪的是現代性卻限制了知識在世界的傳播，我們發明了一個東方的概念，與歐洲以及美國，因為美國現在也是所謂的西方了，這與歐洲全方位的不同，正是這個概念導致了西方對東方的偏見和誤解，一位偉大的法國領導人居然稱東方是復雜的地方，為什么東方就比法國和德國更復雜？中國的行為準則、日本的哲學、泰國的傳統和美食都與西方不同，但是他們比我們更復雜呢？

生活方式因國家而異，在中國說話時不應該盯著別人的眼睛看，在日本發言只能對事不對人，在英格蘭也是如此，在韓國公共場合觸摸自己的鼻子是非常粗魯的，在亞洲的很多地方不能在街上親吻某人，男女之間就更不能了，握手最好也避免。這些都是我們的習俗，世界各地都不同，我們能分出是東方和西方嗎？

所謂的哲學，我們看到東方哲學的伯拉圖慈悲的理念與耶穌的基督教義非常象素，相同的時代，中國也有一位哲學家墨子。順便說一下，墨子多才多藝，他不僅思考哲學，同時還發明了戰爭的機器，并且發明了歷史上的第一個暗房，這為后來的攝影奠定了基礎，2500年后達芬奇才建立了世界上第二個暗房。

自然一直是所謂東方文明的中心，這種理念可能通過西班牙的阿拉伯文化浪潮影響了歐洲，然而我們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基督教的觀點除了阿西西這樣的神秘主義者觀點之外，神經認為自然應該完全沉浮于人類，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和秘魯時，不僅摧毀了印第安帝國，還摧毀了人與自然的平衡。東方文明的優點之一是中國、日本、南亞都重視自然與人之間的平衡，不同的行為可能是因為來自不同的信仰。在印度，尊重自然是（費脫經）規定的，在中國主要是受道教和大乘佛教的影響。

傲慢的歐洲人近年來開始相信，理論和邏輯是屬于西方文化的信念，而東方文化更加的敏感，更加的感傷。這種偏見會讓人相信，在東方國家對暴政的屈服是不可避免的。針對這種偏見，我要引用哲學家孔子非常大膽的一個回答，這是公元前六世紀的時候他就提出了這種觀點，當時有門徒問他，治理國家是否可以總結為一句話？先師回答，要服從國王的命令。然后門徒又問，有沒有一句話可以摧毀一個國家呢？孔子回答，國王永遠是對的。這種對權力的大膽批判，證明了中國早期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可以與蘇格拉底等希臘哲學家的道德力量相提并論。

作為一名作家，我其實是特別強調一定要用這種文學藝術來澄清我們的思想，文學包括詩歌、小說、戲劇，當然是一個個人身份的強烈的表達，它植根于文化的歷史、語言以及最重要的是關于人類的內在信念，但是它不能被視為一種表達民族主義的復雜的方式。文學真正的使命在于它的普適性，這意味著中國的讀者有可能與有史以來最具西班牙特色的小說《唐吉可德》產生共鳴，同樣，法國讀者也可能充分理解老舍的《四世同堂》這樣一本作品，雖然他自己從來沒有生活在北京古老的胡同。

兩位差不多生活在同時期的作家，他們的作品證明文學具有普適性，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子，他們彼此之間沒有任何直接的聯系，但卻通過自己的作品描繪出同一個時代兩個不同的社會圖景。還有曹雪芹和他偉大的名著《紅樓夢》，還有薩克雷和他精彩振奮的小說《名利場》也是同樣的例子。文學對于一個國家的現實和身份的描繪，能夠加深我們對人性的認識。無論是來自東方還是西方，都能夠讓讀者有機會去領略人類普適的冒險經歷。

在我們這個不斷發展的變化當中，中國有一個角色要扮演，而且在過去幾十年當中，中國的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像之前的發言就這個問題已經進行了充分的闡述，所以我認為中國要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中國應該是文明的模式，是對當代充滿矛盾和沖突的社會來說更是這樣的一種文明的模式，中國特別重視平衡和和諧這樣的理念，中國曾經經歷過各國的戰亂，也經歷過殖民主義，而且實際上中國的革命事業也沒有完全顛覆中國傳統的理念和價值觀，它保留了自己文化、文學和藝術方面的延續性。那么藝術和現實之間是有聯系的，像杜甫在六世紀的一些作品當中就體現出了這樣一種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還有魯迅和老舍這樣的作家，包括莫言這樣的作家，他們可以說和自己的村莊、和自己的故土都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的。中國的藝術特別重視普適性，使得我們的讀者更好的理解人文主義的精神。特別是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由于過度的技術的侵入，有可能分崩瓦解，人文主義就顯得更為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