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春天，《人民的名義》橫空出世，成為一部多年難得的現象級電視劇，劇里最火的，當屬達康書記

劇中的李達康是一位執行力爆表的工作狂，不貪不腐，不近人情，沒有家庭生活，治理城市思路清晰，能力超強，做官做人的唯一目標就是經濟增長，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

在大多數百姓看來，這是一位絕頂的好市長，原因也很簡單：官員只要肯辦事、能促進經濟增長，哪怕貪點吃點也正常，更何況這位書記私德甚佳、拒絕貪腐

過去的十余年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城鎮化的速度和規模在人類史上可以說獨一無二，也正是達康書記這樣的一位位”中國式”書記、市長，憑借著中國獨特制度的強大執行力，讓中國的一座座城鎮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其中的典型代表，當屬一位明星市長——耿彥波，他也被許多人認為是李達康在現實中的原型

這位市長甚至還有一部紀錄片——《大同》，該片獲得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豆瓣評分高達9.1

筆者在2010年左右就開始關注這位爭議極大的耿市長，過去數年一直在追蹤他的新聞和消息，今天就借著達康書記的東風，跟隨著這部紀錄片，來談談筆者對“中國式市長”的理解。

“脫煤向文”的大同

《名義》劇中，李達康最為得意的政績，就是將林城廢棄的煤炭基地改造為了高新技術產業園，把廢棄的礦坑變成了人工湖，引得省委沙瑞金書記親自調研考察

現實中的大同，被稱為“中國煤都”，長期以來是中國最重要的煤炭基地，著名的“大秦鐵路”源源不斷將晉北的煤炭運輸到北中國大港，再流轉到全國各地

和北中國的眾多資源型城市一樣，大同雖然坐擁煤海，但城市面貌極其落后，大面積的連片棚戶區，毫無生機活力。筆者幾年前曾深入“游覽”過大同老城棚戶區，狀況和北京的城中村類似，污水遍地、泥土飛揚、居住條件極差，和北京不同的是，大同棚戶區大都是老年人，而北京城中村則住滿了有活力的北漂

我們首先來看看耿彥波市長在位5年，大同所發生的變化：

下圖為2008年底的大同地圖，耿彥波上任剛半年

下圖為2012年底耿彥波即將離任時的大同地圖，和上圖相差4年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4年間，大同在御河東岸再造了一個新城——御東新區。和達康書記一樣，大同的新城也開發出一個大湖——文瀛湖。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大同的老城區里出現了一塊正方形的區域。這便是耿市長的最大手筆，也是最具爭議的工程——修復大同城墻

耿彥波的思路是：“一軸雙城，分開發展；古今兼顧，新舊兩利”，也就是說，將老城的棚戶區搬遷到新城，然后將老城打造成一座傳統文化古城，從而實現大同從煤炭到文化的產業轉型。

下圖為2009年的大同老城區，大部分為城中村和棚戶區，一副典型北方資源型中小城市的面貌。圖中可以模糊的看到大同殘存的一圈城墻遺跡

對于棚戶區，《大同》紀錄片里，耿彥波在干部會議上這樣說道：

下面是如今的大同老城區，城墻已經被完整的重建和修復。護城河、環城綠地公園取代了環城墻棚戶區，老城里建筑密度顯著降低，新建了許多仿古建筑群

修復后的大同城墻及護城河

新建仿古建筑一例——華嚴寺普光明殿

許多批評聲音認為，耿彥波修城墻、造仿古建筑，是在批量制造假古董，并不能解決大同的問題，耿彥波的回答是：

耿彥波對大同文化牌如此有自信，一方面來源于他主政晉中靈石縣時修復王家大院所帶來的巨大效益，另一方面也來源于大同的歷史底氣

除了“煤都”以外，大同還有另一個身份——全國首批24座歷史文化名城、北魏首都、遼/金陪都，明代北方守邊重鎮。一個很少被世人所知的事實是：全國現存的元代以前的古建筑，70%都在山西，而其中建筑規格最大的，就在大同

梁思成在《大同古建筑調查報告》中記述到：“大同古雁門地，北魏時號平城，自道武帝宅都于此，迄孝文帝南遷洛陽，凡九十余載，為南北朝佛教藝術中心之一。隋唐間稍中落。石晉天福初，地入契丹，遂為遼金二代陪都，稱西京者前后二百余年，梵剎名藍，遺留至今，有華嚴善化二寺，馳名遐邇”

下圖為大同上華嚴寺大雄寶殿，建于遼金時期，面寬53.8米、進深29米（故宮太和殿面寬64米、進深35.5米） ，其建筑面積可以排名中國現存古建筑top5，且唯有此殿是元代以前的

熟悉明朝歷史的都知道，大同在明朝時期是北中國最重要的要塞之一，大同擁有規模龐大的城墻及防御工事。

1930年代的大同城南門（圖片來源：博坤文化傳媒）

后來由于戰爭破壞和解放后經濟建設，大同城墻被破壞嚴重，僅剩下不完整的土坯。大量違建棚戶區沿城墻而建，城墻成為了窯洞、停車場和建材來源

“指哪倒哪”的市長

了解了大同的基本面，耿彥波在2008年初到大同后的思路也就清晰起來：

• 大同以煤炭為主的經濟結構難以為繼——近兩年資源型城市的慘狀應驗了

• 大同有豐富的歷史遺跡，需要將煤炭支柱轉化為歷史文化支柱

• 要通過歷史文化來賺錢，就得保護老城、修復城墻、再造古城

• 再造古城需要大面積拆遷，拆遷的經費要靠開發新區、“經營城市”來提供

• 因此大同的任務就是：一邊大拆老城、一邊大建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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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中，耿彥波向兄弟城市領導介紹大同的拆遷工程，外市領導震驚于16萬戶的拆遷量

耿彥波在大同的5年，被市民們形象的稱為“耿指倒”——指到哪里，哪里就倒

《大同》的開頭，就是耿彥波在工地上責難工程進度

面對拆遷任務沒完成的基層領導，耿市長直接讓其寫辭職報告

這不禁讓人想起了李達康對待光明峰工程的態度——1周之內必須拆掉大風廠，親自守在拆遷一線，哪怕燒傷38人也要繼續推進，面對工人的安置費任務，讓基層想辦法解決，“錢不到位，主動辭職”

對于耿式速度，耿市長是這樣解釋的：

這讓人想到李達康和高育良在呂州搭班子的時期，李達康完全推翻了高育良的城市規劃，想要實現一套自己更激進的方案，但卻被調離呂州去了林城，最終在林城實現了自己的設想。現實中，像高育良那樣求穩妥、不冒進，按部就班完成政績的領導想必也是不少，他們不像李達康和耿彥波，也一樣可以實現一些政績，一步步往上走。

耿式拆遷和耿式速度，必然也會像大風廠拆遷那樣，造成民怨。就像《大同》紀錄片里描述的那樣，許多被拆遷家庭是沒有合法手續的違建房，但一家老小已經住了三四十年，政府給予的補償達不到他們的要求，只能采取強制措施。

當然，如同全國各地所有的拆遷一樣，各種要求都是可能見到的

有的拿著病例跪求市長要一套房子，而且要離女兒單位近

有的拿著殘疾證說6樓太高上不去，要求再多分一套房子：

對于各類情況導致的難拆遷，耿市長這樣回答：

當然，正如人們所知的那樣，耿彥波在大同得到了大多數群眾的盛贊，他們看到的是一位遠強于此前歷任市領導的好市長，這位市長4點起床，半夜回家，時常泡在工地一線，親自解決市民遇到的各種問題，“見到市長的次數比見到局長還多”

和李達康一樣，耿彥波也是一位不顧家的市長，每天四五點起床，半夜才回家，逼得妻子跑到招商會上把他拉回家睡覺

從“煤都”到“大同藍”

在耿彥波的領導下，大同從煤都轉變為了一座和傳統北方城市截然不同的，大氣、美麗、整潔、富有歷史文化氣息的嶄新城市。

“數據顯示，2016年大同市空氣質量二級以上良好天數達到314天，比2015年的292天，增加了22天。大同連續四年在山西省11個地市中排名第一。”

“十年前，大同的天就像扣了個黑鍋蓋，一年見不上幾天太陽，那時天灰地黑，淺色衣服不能穿，道路塵土飛揚，窗戶縫貼上膠布家里依然一天一層灰。”

“數據顯示，2003年大同二級以上良好天數為145天，是全國空氣污染最重的十大城市之一，全國113個重點監控城市中環境質量排名倒數第三。”

——《大同藍，怎么來的？》

http://www.sx.xinhuanet.com/2017-03/27/c_1120698158.htm

再來看看山西各市過去幾年的經濟增長情況

近兩三年，受到煤炭價格下跌以及“塌方式腐敗”的影響，山西的經濟增長在全國都屬于倒數。在全省里拖后腿最嚴重的，負增長最厲害的，當屬長治、呂梁、朔州三市，而能保持正增長的，只有太原和大同。要知道，08-13年，耿彥波在大同當市長，13年至今，耿彥波調到了省會太原當市長。

為什么長治、呂梁、朔州三市的GDP在近兩年負增長如此嚴重，這和他們過度依賴煤炭的經濟結構是分不開的

下表是2014年全國各城市煤炭產量排名，第一、二位是大名鼎鼎的鄂爾多斯和榆林。接下來三位，便是朔州、長治、呂梁，然后就是大同

以朔州為例，人口170多萬，是大同的一半，但煤炭產量接近大同的2倍，其對煤炭的依賴程度自然就遠高于大同

萬民請愿的“青天”

大同在短時間內從煤城變為三產比重接近60%，全年300多個藍天的“非主流北方資源型城市”，在許多大同人民眼里，是和耿彥波密不可分的。于是，2013年初，當耿彥波在被調離大同的時候，曾經出現過數萬人游行挽留的場景

離職時能得到萬民請愿，是自古以來中國官員都想得到的殊榮。這對于耿彥波而言，可能意義會更加重大。因為耿市長內心里所向往的，是中國的古代文化，他畢生所追求的，則是古代士大夫的高尚情操

由此可以看出，耿彥波每到一處，都致力于修復城墻、新建古城，從王家大院，到大同古城，再到現在的太原縣城復建工程。一方面來自于他對未來第三產業、特別是文化產業潮流的判斷，另一方面，則恐怕來自于他骨子里深處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

那么問題來了，一位市長，憑借著自己的某種信仰和熱愛、自己對某個方向判斷，就可以調動全市的資源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

這正如高育良書記所說的：“中國目前的政治生態，就是一把手有絕對的權力”

如果碰巧這個市長執行力很強，像李達康、耿彥波那樣，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將所有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公檢法資源，全部為自己所用，佛擋殺佛、神擋殺神。那一個地方的好壞，就非常取決于該地是否能有一個靠譜的一把手了。運氣好，就像耿彥波那樣造福于一方，運氣不好，就如同耿彥波的山西同僚們那樣，出現塌方式腐敗。

當然了，耿彥波不是市委書記，他只是大同和太原的市長。但看得出來，這位市長和曾經還是市長的李達康一樣，深受書記支持，能夠順利的讓四大班子為自己的目標服務

結語

2008年，耿彥波就職大同市長，2013年被調離。而2013年，對于中國經濟而言，也是個重要的年份——中國經濟結束了高速增長，大宗商品價格開始崩塌，中國的人口紅利結束，中小城市面臨著經濟下行和年輕人口減少的雙重困境。而耿彥波，提前數年預見到了這一趨勢，憑借一己之力，在短短數年時間里，強力扭轉大同的發展方向，提前將大同轉入下一個新的發展軌道，較好的避免了其他類似城市近年來出現的重重困境

這樣一位典型的“中國市長”，就像《名義》里的李達康一樣，哪個城市遇到這樣的領導，都可以算是這個城市的“福分”，人民群眾也對他們報以“青天”的美名。但自古以來“青天”有幾個？沒有私心、能力還強、同時判斷力也很正確的領導是多數還是少數？中國的經濟轉型、深化改革是繼續依靠碰運氣碰到這樣的好市長，還是需要更多制度化的約束？

這是我近年來思考的一個問題，期待讀者們能和我分享您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