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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成為經濟活動和媒體輿論的主角。我們都多少知道一些極富個人魅力的明星企業家，任正非、柳傳志、王石、張瑞敏、馬云、馬化騰、李彥宏、王健林、劉永好、俞敏洪、李書福、陳東升、郭廣昌等等。

他們與中國繁榮發展的社會背景交相呼應，他們既有經營智慧又有家國情懷，他們時常站在聚光燈下談論商業文明和企業戰略，他們的創業故事和管理思想被廣泛傳播，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創業者。他們甚至參與公共外交，向國際社會講述中國經濟的微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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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這些白手起家的明星企業家們曾經給與過足夠的尊重，代表著中國經濟軟實力的企業家精神，也成為我們口中經常討論的詞匯。在商業的世界里，這些明星企業家的光環和話題性，絲毫不亞于如今娛樂圈的那些“頂流”。

不知從何時開始，這個群體開始逐漸被“走下神壇”，并被悄然戴上了各式各樣的帽子。“資本家”、“吸血鬼”、“買辦走狗”、“該掛上路燈的人”，成為他們新的“標簽”，企業家這三個字也開始從褒義逐漸走向貶義。甚至有些人把“共同富裕”這個美好的字眼，當成是對于企業家們的財富清算。

企業家是什么樣的一群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回歸到最大公約數的思考，這群人的共性是：更有冒險精神，更善于組織協調資源，更善于規模化生產經營。總的來說，這個群體比普通人更聰明，也更加勤奮努力，同時也創造了更大的商業成功，創造了更大的社會價值。

然而，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財富這個附加品，給這群人帶來了巨大的負面評價。

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聲望這個附加品，卻可能給這群人帶來不確定的風險。

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明星企業家開始不再進行公眾表達，即便偶有表達，也從過去的公共話題、行業話題，縮小到企業話題。國際化、并購、投融資、商業模式、商業倫理，甚至規模增長，這些曾經的商業論壇中的熱門議題開始變得越來越冷。企業家們的話題圈也開始變得越來越小，沒有人再去碰公共議題，漸漸全是企業廣告；企業家們的表達情緒也開始越來越軟，沒有人再去展示雄心去秀肌肉。

最近幾年，我們看到了太多明星企業家被“網暴”，也看到了太多窮兇極惡的情緒和言語。這樣的輿論環境造就了這樣一個無奈的結果，已經沒有多少企業家愿意公開說話，也沒有多少人可以說出什么有營養的話。大多人如寒蟬般諱莫如深，欲言又止。

俞敏洪是這個群體中，還持續公開說話的人，他有自己的微信公號、視頻號、微博，也經常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觀點、情緒和生活日常。雖然也曾因為表達，遭受過各種風波、爭議和批評，但他并沒有禁聲，這也正是這個一直保持知識分子風骨的“俞老師”的可愛之處。

俞老師的新東方正面臨著創業以來最艱難的時刻，這艘教培行業巨輪上的很多人前途未卜。但對于他個人來說，早已功成名就且財富大自由。在行業熔斷的大背景下，花甲之年的俞老師很容易做出退居二線的決定，把企業交給職業經理人，利用品牌影響力和手里的現金儲備做一些能做的事。在遭受重擊之下，這并不失體面，但俞老師并沒有。在整個行業都沉默不語時，他卻高調了起來，一邊捐贈著課桌椅，一邊準備和新東方的老師們一起進軍直播行業賣農產品。

不確定新東方老師們是否賣的好農產品，但不管這個決定對與錯，我都想給俞老師鼓鼓掌。如果我是他，我想我會選擇抽身離去，頤養天年，去選擇某種確定性。

法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坎博龍在1755年將企業家精神定義為“承擔不確定性”，也就是說真正有企業家精神的人，骨子里就帶有著某種程度的冒險精神，敢于在不確定性中抓住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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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處在一個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的時代，表達的技巧性要求變的很高。但我們更應該擁有一個更加寬容，并充滿善意的輿論環境，讓企業家們愿意暢意直言，讓中國的企業家精神繼續有展現的舞臺。

我們正處于一個經濟繁榮發展的時代，但不能變成一個只有商人，沒有企業家的時代，不能變成一個企業家們只愿悶聲掙錢，不敢承擔公共責任的時代。

而對于中國的企業家們，也需要理解和適應新的敘事環境和經營之道，做好企業家的本分，不慌亂，不沮喪，不迷茫。近日中央財經委副主任韓文秀的一番話說的非常好，“企業家為共同富裕做貢獻有多種渠道和方式，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合法誠信經營，照章納稅，履行社會責任，善待員工和客戶，保護勞動者和消費者合法權益，辦好自己的企業，為社會創造財富，這是企業的本分，也是為共同富裕作貢獻的正道。”

我們正處在民族復興的偉大時代，而企業家精神正是我們實現中國夢的積極推動力。我們需要企業家精神，就不能讓企業家成為一個貶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