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辦財經研究院專家、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 許善達

許善達認為，經過這么多年，我們國家稅制改革關鍵是搞了增值稅，其他的有很多改革都不是最主要的。

據許善達回憶，80年代的時候改革主要是放權讓利，有一種意見是把農村的承包制引到城市，對城市企業也實行承包，包你的價格，包你的利潤，包你的貸款，包你的外匯，包你的稅收。但這種模式使得國家稅收收入銳減，從1987年開始，到了1988年、1989年，政府的收入比重就急劇下降，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時候。這就是1993年政治局決定的要搞分稅制改革的背景之一。

許善達稱，增值稅改革之初最大的問題就是征收，非常困難，特別是到了1995、1996、1997年，那時候虛開發票，騙稅非常猖獗，甚至可以說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幾乎沒有一個地方沒有虛開發票的，那時候我們的征收率急劇下降。當時一個領導同志講：“如果我們稅務局不能把增值稅的征收管好，我們的增值稅就要廢掉，退到改革以前。”如果增值稅要退了，分稅制也退了，因為分稅制最主要分的是增值稅。

以下是發言實錄：

王波明：再討論一個微觀改革的例子，許善達院長曾經在稅務局體改司，在90年代初參與了分稅制的改革。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國有兩個事：一是放權讓利，跟地方。地方又跟企業搞了一些承包制，到了1993年左右，中央政府沒錢了，我問當時的劉部長，沒錢是什么規模的沒錢，他說不能說。我說能舉個例子嗎，比如國庫跟現在的王健林集團比，他說跟王健林可比不了，范冰冰都比不了。許院長，那個對中國治理結構的改變起了很大的作用，您能不能說說。

許善達：80年代的時候改革主要是放權讓利，用什么方法來辦這個事？有一種意見是把農村的承包制引到城市，對城市企業也實行承包，承包，包你的價格，包你的利潤，包你的貸款，包你的外匯，包你的稅收，一步一步把經營的要素都包下來，你創造的財富多，企業就可以多留，職工可以多漲工資。這個承包在放權問題上是發揮著很大作用的，企業的活力是有增長的。但承包里頭有兩個大問題：一是一個企業一個合同。企業要想經營好，獲得利潤高，主要看你的領導人跟政府談判的能力，并不是你在市場上經營的好壞。你談判好了，就留利多交的少，談判不好，就交的多留的少，這變成第一因素，這使得企業導向有問題。二是所有包的都得比法定的交稅少很多，都是大幅度把稅收的繳納減下來。這個情況從1987年開始，到了1988年、1989年，政府的收入比重就急劇下降，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時候。所以，小平同志南巡以后意識到，政府和企業的分配關系要調整，要增加政府的收入比重，今天的話，就是要提高宏觀稅賦。

還有中央和地方的分配關系，因為當時中央和省里也包，都是省里多得好處的，中央的份額也急劇下降。所以，又覺得要改變中央和地方的分配關系，要增加中央的份額。這就是1993年政治局決定的要搞分稅制改革的背景。

王波明：那時候是中央政府沒錢，今天呢？

許善達：經過這么多年，我們國家稅制改革關鍵是搞了增值稅，其他的有很多改革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增值稅，增值稅又是一個對我們國家最大的，就是征收率。能不能把增值稅這個復雜的稅給收上來，當時劉部長在講到1994年改革的時候曾經講，“我當部長，當時改革有三大風險，出現一個風險，我就得承擔責任，就得下臺。”第一條，是不是會出現嚴重通貨膨脹，如果增值稅一收，稅率百分之十幾，調整不好的話，可能物價就會急劇上漲，像1988年搶購一樣，這改革就失敗了。第二條，會不會經濟萎縮。因為增值稅17%的稅率，收不好，企業稅賦增加的很多，中央政府還多收錢，會不會經濟發生萎縮。如果經濟發生萎縮了，也得下臺。第三條，稅能不能收上來。因為增值稅是個新稅種，稅務局收不上來稅，我也得下臺。當時有個應急措施，經過領導批準，從央行專門借了一筆錢放在財政部，一旦稅務局收不上來，用這借的錢開支。所以，當時為了分稅制1月1日出臺，是準備有很大風險的，但實踐證明，比預期的要好。

特別要講到增值稅的收入問題，我們國家法治水平是比較低的，學歐洲的增值稅制度還好學，但征收是非常困難的，特別是到了1995、1996、1997年，那時候虛開發票，騙稅非常猖獗，甚至可以說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幾乎沒有一個地方沒有虛開發票的，那時候我們的征收率急劇下降。當時一個領導同志講：“如果我們稅務局不能把增值稅的征收管好，我們的增值稅就要廢掉，退到改革以前。”如果增值稅要退了，分稅制也退了，因為分稅制最主要分的是增值稅。從1994年開始啟動這個事，到2001年，我們才完成了一個金稅工程，這樣才使得增值稅增收基本控制住，才保住了增值稅稅制的運行，保住了分稅制不至于倒退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