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空物流,閃送物流配送的下一站?
從1對1急送到無人機配送,閃送打通低空物流“最后一公里”

作者 | 李白玉?來源 | 野馬財經
2025年以來,隨著“低空經濟”從概念階段逐步邁向產業構建期,多個試點城市相繼開放空域,深圳、杭州等地先后啟動低空物流項目,推動配送網絡由地面單層向“空地協同”立體化演進。
在所有參與者中,閃送(Nasdaq:FLX)的出現值得關注。這家以“1對1急送”起家的平臺企業,正試圖通過其遍布全國的用戶網絡、調度系統與即時配送經驗,構建一套“政府主導、市場運作、多方協調”的現代化城市低空經濟運行模式。
值得關注的是,當順豐、京東、菜鳥等物流巨頭紛紛押注無人機戰略時,閃送為何能率先進入城市體系?作為深耕即時配送的民生企業,閃送是如何構建出一套新型低空物流模式的?
01
閃送邁向民生服務建設
2025年6月,杭州市余杭區啟動一個低空物流商業化驗證項目,由政府主導推進城市級低空網絡建設,企業協同運營,最終構建一套可運行、可復制的低空物流體系。
在這個項目中,閃送基于訂單需求數據提供起降場規劃建議、開放匹配的訂單配送需求,無人機供應商負責飛行運營,杭州低空負責起降點建設運營、無人機起降的地面服務。這一模式的關鍵,不在于無人機飛了多少單,而在于它真正具備了“從接入到調度再到交付”的系統閉環能力。

和過去那些只解決“飛得了”問題的項目不同,杭州試圖解決的是“飛得進調度系統、飛得上訂單鏈路、飛得進城市治理”的問題。
以閃送為例,其在項目中的角色不是“提供無人機”,而是作為連接城市民生需求與多元運力之間的“平臺中樞”:一方面通過平臺接入端實時識別用戶高頻需求,另一方面通過數據反向支持起降點部署、航線優化、飛行窗口管理等關鍵決策。它不是送貨的一環,而是調度邏輯的一部分。
這背后的價值在于:無人機不再是一種展示型科技,而是一種具備運營價值的運力形式。其出現并非為了“替代騎手”,而是精準補足那些騎手難以高效服務的場景:高峰期車流擁堵、跨江區域繞行成本高、特殊物品交付要求高等。換句話說,它提供的并不是“同樣的交付”,而是解決“服務盲區”的補位能力。
這也意味著,低空經濟已從“點狀試驗”進入“結構性建設”的過程當中。以平臺為中樞、以標準為底座的協同體系,正在成為現代城市的關鍵基礎設施能力之一。無人機不再是單點技術突破,而是代表著城市服務系統向“新質生產力”方向邁進的現實樣本。
而閃送的意義,也不在于飛得比別人更早,而在于它在服務體系中找到了無人機真正該出現的坐標位置;對于閃送來說,這是一次從即時配送平臺到民生服務底盤的角色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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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閃送在低空經濟中率先落地
如果說第一階段的低空物流是在測試“能不能飛”,那么真正的運營階段考驗的,是“誰有能力承接飛行”。盡管閃送并不是一家以低空物流起家的公司,但它卻擁有足夠的底層建設能力,從而在低空經濟的轉折點上率先實現落地。
所謂的底層建設能力,第一層能力是調度算法與數據網絡的完備性。目前閃送覆蓋全國297個城市,擁有超1億活躍用戶與292萬注冊騎手,每天生成億級別真實訂單軌跡;這些數據不僅沉淀了用戶需求的時空分布,還形成了城市配送“熱力圖”與運力應力分析系統。相比那些新入局的無人機技術公司,閃送手里握的是可以直接調用的“真實場景地圖”。
第二層能力是平臺系統的復用性與適配效率。過去很多無人機項目之所以難以規模化,是因為平臺系統要“從頭開發”,調度機制、訂單派發、用戶交互全部割裂。而閃送在已有的地面調度系統基礎上,僅需對訂單分發邏輯進行擴展,即可引入飛行運力模塊。
第三層能力則體現為政企協同機制的經驗積累。杭州模式之所以具備參考價值,在于它不是企業自建閉環,而是以政府為主導、企業協作為路徑推動體系建設。閃送在試點中并不強調“技術主導權”,而是專注于調度平臺對接、數據接口打通與系統適配。

這三種能力疊加的結果是:閃送不是最早提出無人機配送的玩家,也不是飛得最遠、飛得最快的技術方,但它可能是目前國內最具“低空物流規模化運營”條件的平臺型企業。
當前,“新質生產力”已被列入國家戰略體系核心關鍵詞,而城市運行的本質,正是新質生產力落地的前沿場域。真正具備“場景識別+運力調度+系統整合”能力的平臺型企業,將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的核心節點。而閃送的能力升級,不只是服務能力的增強,更是對公共系統穩定性的一次有機補強。
03
閃送無人機業務的長期發展價值
在杭州的試點中,閃送對無人機業務的定位非常清晰。它并不承擔“替代騎手”的任務,而是通過針對性場景介入,為城市物流體系補上原本難以覆蓋的“服務盲區”;這也決定了閃送無人機配送的長期價值不在短期放量,而在結構優化。
閃送無人機配送第一重價值,是對城市“難度訂單”的承接能力補充。傳統騎手體系擅長處理密集訂單與短時響應,但對某些特殊場景天然存在效率瓶頸,例如:夜間/暴雨等惡劣天氣、跨江/偏遠區域、醫療類高時效需求(如試劑、藥品)、早晚高峰擁堵時間等。
這些場景不僅履約成本高,而且容易引發服務投訴或安全風險。無人機在這些節點中接過“邊緣場景”的交付任務,既提升了整體履約能力,也有效釋放了騎手體系的壓力。
第二重價值,是“科技向善”理念的具體化落地。很多企業談“科技向善”停留在傳播話術層面,閃送卻將其納入調度邏輯設計之中;其無人機接單邏輯,并不以“效率最優”為第一原則,而是以“風險最小化”“用戶體驗最穩態”為首要考量。從提速不提價、重點打造更快的服務更好的體驗就可見一斑。
平臺在騎手調度算法基礎上疊加飛行運力判斷,動態分配最適合的履約方式,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人機協同”的民生服務機制,這背后折射出的是基于服務系統效率的科學規劃。
第三重價值,在于長期履約成本結構的優化潛力。當前無人機配送仍處于運營成本偏高、單位履約價格不具備價格優勢的早期階段。但其成本結構與地面運力不同,具備明顯的規模遞減特性。

一旦飛行密度提升、航線復用率提高、場站建設趨于成熟,其邊際成本將迅速下降,并在訂單密集區域實現價格反超。在“空地調度一體化”的體系下,用戶端甚至無需感知具體運力來源,就可享受統一的服務體驗,這也是無人機真正進入“規模基礎設施”序列的前提。
而對于閃送而言,無人機不僅是一次技術接入,更是一種能力邊界的拓展;它不再只是一個騎手平臺,而是在搭建一個具備“多場景運力覆蓋能力”的彈性配送網絡。
從更長期的視角看,閃送“押注”無人機,不只是為了讓配送更快,更是為了讓服務鏈條更完整。這不是一項新業務,而是一次體系升級,而閃送的這項體系升級,或許會讓其從單一業務平臺,向民生服務底層設施全面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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