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泰基金作為業內“老十家”，也是國內首家公募基金，雖占據先發優勢但難掩權益類產品排名下滑的事實，而這恰恰也是未來新帥面臨的重要考驗。

新領導班子到位

2024年是國泰基金管理層變革之年，在此次總經理變更前，國泰基金剛剛經歷了董事長的職務調整。

2023年9月，前董事長邱軍因工作調動原因離職，時任總經理的周向勇代任董事長，并于2024年3月正式“轉正”。

周向勇作為國泰基金老人，也是金融業老將，早在2011年便加入國泰基金，先后歷任公司總經理助理、副總經理和總經理等職務，在推動國泰基金發展上功不可沒。

尤其是2016年周向勇升任總經理后，國泰基金的整體規模快速飆升。2016年規模僅為771.03億，但到了2024年上半年就已經達到了6556.29億，增長幅度超7倍。

國泰基金的新任總經理李昇，同樣是金融老將，28年金融從業經歷，出自大股東中國建銀投資，曾在建設銀行總行任職，先后擔任中國建銀投資公開市場投資部負責人、金融市場投資部總經理、中國建投（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等職務，在投資領域經驗較為豐富。

值得一提的是，董事長周向勇此前也是大股東建銀投資背景。

目前，國泰基金的兩位核心高管已經就位。從當下國泰基金的情況看，提振權益類基金薄弱項或將是李昇未來工作的重要任務。

雖然國泰基金的總規模在不斷攀升，但主要靠固收和指數類產品支撐。據Wind數據，截至2024年6月，國泰基金總規模為6556.29億，在公募基金中排名第15位，其中僅貨幣型和債券型兩大非權益類基金合計達4948.19億，占總規模比重75.47%。

而國泰基金的權益類產品的規模占比則較小，存在明顯的“偏科”情況。

排名掉隊了

2024年上半年，國泰基金的股票型和混合型權益類基金規模共計1393.4億，占基金總規模比重為21.25%。其中股票型基金多數為跟蹤板塊和寬基指數的被動型基金，規模達1128.91億。

而對于更具代表性的混合類權益產品，規模僅有264.49億，占全部基金規模比重僅4.03%。

回顧國泰基金成長歷程，權益類與非權益類基金規模差距拉大的分水嶺是在2017年。

2017年及之前，國泰基金主要以權益類基金為主，當年僅混基規模就達到了549.8億，占全部基金規模1005.32億的半壁江山。而混基和股票型基金規模合計占比更是達到了79.23%。

2017年，陳勇勝再次出任國泰基金董事長，將目光聚焦到了固收領域，更加注重規模增長。

2017-2024年上半年，國泰基金貨基規模從111.73億增長至3145.89億，增幅超27倍；債基從78.7億增長到1802.3億，增幅達21.9倍。

而反觀國泰基金的混合型基金，在2021年股票市場的景氣時期規模曾達到了661.21億的歷史高峰，但到了2024年上半年卻驟降至264.49億，相當于打了4折，即便相對于2017年也是腰斬。

對于國泰基金經營策略的轉變，是順應行業趨勢，應對排名下滑的挽救舉措。

2014年以后，隨著貨幣基金的強勢崛起，國內基金公司紛紛發力以沖規模，而彼時國泰基金仍然以權益類基金為主，沒能及時跟上行業步伐致使排名掉隊十分明顯。

據Wind數據，2017年國泰基金的混基規模在行業內尚且排在第11名，但整體規模排名卻滑落到了第28名。

靠著非權益類基金發力，2024年上半年國泰基金才逐步回升至第15名，但仍舊沒能回升至前十，距離第十名匯添富基金還有超2500億的規模差距。

國泰基金整體排名雖然在回升，但混基排名卻大幅下滑至第32位，這主要與公司權益類產品低迷的凈值表現有關。

凈值表現不佳

國泰基金作為老十家之首，卻“起大早趕晚集”，權益類產品并沒有太多出彩的地方。

據東方財富數據，早在2007年那個基金行業快速發展的年代，國泰基金的混基排名便已經回落到了第24名，此后排名雖有回升，但一直在十名開外。

近些年來，在相對弱勢的股票市場環境下，國泰基金的權益類產品表現不盡人意。據Wind數據，截至8月14日，近3年間國泰基金混合類產品的綜合收益率為-24.25%，略微跑贏市場，而開年至今收益率錄得-10.55%，跑輸行業-9.45%的平均收益率。

在操盤風格上，當下基金行業普遍存在“造星”現象，而國泰基金曾明確表示不造星，更加注重長期收益。但問題在于，國泰基金的主要基金經理的凈值表現也乏善可陳。

就拿國泰基金頭部基金經理程洲來說，作為國泰基金老將，早在2004年便加入國泰基金，自2008年開啟基金經理生涯以來已有16年。

據Wind數據顯示，截至8月14日，其管理的最大規模產品國泰聚信價值優勢A近3年間凈值下跌了47.55%，且年初至今產品收益率為-22.01%，均明顯跑輸滬深300。

程洲以成長型風格為主，更偏向信息技術、醫療服務等領域。在具體操作上存在高位建倉，不及時止損的情況。

就比如2021年第四季度建倉的皇馬科技，彼時股價正處于歷史高位區域，至今仍是基金第3大重倉股，持倉從建倉時的1070.43萬股增加至2024年上半年的1348.5萬股，期間股價若從最高價19.5元計算，到二季度末8.99元的收盤價跌幅達53.9%。同樣的操作還出現在苑東生物、龍凈環保、索通發展等重倉股上。

基金換手率較高也是導致凈值低迷的一大原因，早在2020年年中，國泰聚信價值優勢A的換手率曾達到了361.35%，此后雖有下降，到今年上半年仍為167.68%。

此外，另一位權益類基金徐治彪，主要管理的2只基金國泰大健康A、國泰金鷹增長近3年的收益率跌幅均超過了45%，明顯跑輸市場。

需要注意的是，國泰大健康A還出現了風格漂移問題。基金以醫療健康主題為主，但在2024年上半年的十大重倉股中，非醫療保健的股票就超過了4只，甚至2023年底醫療健康相關重倉股股票僅有2只，其他重倉股多為汽車零部件、消費及信息技術等行業。

同時，徐治彪同樣存在高位建倉、不及時止盈止損等問題，由于更偏向長線持股，不少持倉因持股時間過長導致坐“過山車”。

具體來說，仍然以國泰大健康A為例，2020年底徐治彪高位建倉了遙望科技，此后一路持有到2023年一季度股價出現明顯下跌后清倉。又如2020年一季度高位建倉的康德萊，在股價大幅走高的2021年沒有選擇清倉，而是在2023年第三季度股價大幅下挫后才選擇出局。其他類似操作還包括比音勒芬和老百姓等。

此外，國泰基金的權益類基金經理還存在“一拖多”情況，就比如程洲在管基金達10只，徐治彪、王陽的在管基金也多達6只。

在管基金過多意味著單只基金的管理精力被分散，對基金經理的運營管理能力形成了極大考驗。其中程洲的多只在管基金就存在重倉股“克隆”現象。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公司權益類基金經理人才的缺失。

對于不造星的國泰基金，沒有了明星基金經理的光環加持，就需要在制度上建立更加完備的投研和風控體系，但從當下權益產品的表現看，未來國泰基金要做的還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