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凱旌? 編/深海? 來源/雷達財經

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句廣告詞背后的聯想，是國人的驕傲，聯想一度甚至被看作民族企業代表。

然而，近年來，聯想卻在輿論場上屢遭質疑。

近日，司馬南連發七期視頻質疑聯想國有資產被賤賣、資不抵債有暴雷風險、高管一半是外國人等現象，得到了各個平臺網友們幾乎是一邊倒的力挺。

事實上，有關司馬南和網友們提出的諸多問題，聯想都曾在各大公開場合進行過澄清和解釋，也有不少行業人士指出，司馬南的說法缺乏對財務知識和商業本質的理解。

為何司馬南不專業的分析仍獲熱捧？有市場人士認為，聯想已陷入“塔西佗陷阱”。

聯想何以至此？

司馬南開懟聯想，說了啥？

“我做這期節目，是有思想斗爭的。”

雷達財經梳理發現，司馬南在七期視頻中強調的其中一個觀點就是聯想在發展過程中，中科院作為重要股東之一，話語權在逐步降低，進一步導致國有資產流失。

公開資料顯示，聯想前身由中科院計算所創立，1991年在公司名稱中才出現了“聯想”的字眼，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公司均是由國資100%控股。

1994年，從聯想中拆分出的聯想集團率先在港股上市，不久后其大股東更名為聯想控股，而中科院也將35%的股權分給了員工持股會。至此，形成了中科院通過聯想控股間接持股聯想集團的局面。

2009年，聯想控股迎來一次重大資產交易。中科院以27.55億元將聯想控股29%的股權出讓給了中國泛海，此時中科院、員工持股會、中國泛海在聯想控股中的持股比例分別為36%、35%、29%。

司馬南認為，這起交易的關鍵在于，聯想控股在2008年年底凈資產是139.49億元，29%股權對應的凈資產應是40.45億元，該數字與實際交易金額27.55億元之間有著12.90億元的差價；而且股權轉讓的限制條件基本等于為中國泛海的掌舵者盧志強量身打造，而盧志強是泰山會的成員。因此其得出了“13億元國有資產流向泰山會”的結論。

至此，聯想控股的股權變革仍未結束。

2011年，此前的員工持股會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個名為“聯持志遠”的員工持股平臺，與此同時中國泛海先轉給柳傳志等6人9.6%股份，而后聯持志遠又轉給中國泛海9.5%股份。2012年，中國泛海又將8.9%股份轉給了聯想控股設立的第二個員工持股平臺——聯恒永信。

經過一系列的閃轉騰挪，聯想2014年時的股權結構中，中科院的持股比例仍為36%，但聯想管理層的持股比例已經超越了中科院。再加上2015年聯想控股IPO對股權的稀釋，上市后中科院的持股比例降至30%以下，已喪失一票否決權。

“一個國有企業最后怎么變成個人在里面占有的資產甚至可以和國有股相媲美？”司馬南質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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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對股權變革的關注，司馬南還著重提及了聯想高管的天價薪酬問題。其表示，朱立南退休后，年薪從5000萬漲到6500萬；柳傳志退休后的年薪近1億元，還有2500萬退休金；2020年，27個高管更是一口氣從公司拿走了9.34億元的年薪。

而在高薪的同時，股東還能拿到大額分紅。司馬南稱，2006年至今，聯想集團盈利61億美元，分紅41億美元，而這正是其“資不抵債”的重要原因之一。

司馬南認為，聯想集團原本就欠了1000多億貸款，疫情過后甚至還增加了500多億，這是在將風險轉嫁給供應商，一旦出現流動性危機，將會暴雷。

在此基礎上，司馬南的觀點還包括：聯想27名高管中有14個外國人，可能存在信息安全問題；聯想2019、2020年金融業務凈利潤占整體的57.55%、48.49%，公司打著科技公司名頭大玩金融業務、聯想電腦國外便宜國內貴等。

值得一提的是，司馬南在發布六期視頻后，還曾撰文將“柳傳志女秘書”與自己的短信往來公之于眾，而針對其連續的“抨擊”，聯想集團并未有任何回應。

那么，這些根據整理“公開資料”所得出的結論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真實情況的呢？

聯想目前真實情況如何？

事實上，司馬南表達的內容確實存在一些不嚴謹之處。

比如，聯想集團目前并未出現“資不抵債”的狀況。從最新的財報來看，聯想集團的營收結構中，個人電腦和智能設備業務的占比長期接近90%，PC業務占絕對主導地位。

而在存貨或供應商應付賬款問題的影響下，資產負債率高企已經是全球PC行業的“通病”。最近一期財報中，聯想雖然高達90.28%，但惠普、戴爾也分別有111.10%、91.90%。

分析人士指出，聯想集團所謂的對上游供應商占有的千億資產，實際上只是短期的貨物往來。從公司2021-2022財年中報的情況來看，其應付賬款中有66.4%的賬齡都在0-30日之內；19.6%的賬齡在31-60日內；60日以上賬齡僅占總額的14%。

相較而言，華為2020年財報中提到其應付賬款周轉天數為48天，這還是在其遭到美國“卡脖子”后，出貨量下降導致供應商備貨量減少，應付賬款周轉天數同比下降了43天后的結果；而小米和中興的應付賬款賬齡更是分別以三個月、半年作為最低期限。

又如，司馬南稱在與泛海的交易中，有13億元國資流入了泰山會。但根據聯合資信2009年發布的一份報告，2008年底，聯想控股的凈資產（所有者權益）為77.18億元，少數股東權益為62.02億元。而少數股東權益所涉及的凈資產并不屬于中科院，因此中科院有權轉讓的只是77.18億元資產，以此計算盧志強所付金額還有溢價。

此外，針對聯想“貿工技”的路線選擇、同樣的筆記本美國比國內便宜以及5G投票門、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那句著名的“We’re not a Chinese company（我們不是中國公司）”，聯想都曾對其進行解釋。

2019年，聯想中國曾在其微信公眾號中對網友提出的問題進行了一次集中回復。其稱，柳傳志與倪光南產生分歧時，中國剛剛降低了海外PC的關稅，國產PC銷量瞬間崩盤，聯想全年幾萬臺的銷量想活下去都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同時直面英特爾和微軟的競爭只有死路一條，因此只可能存在“貿工技”和“貿技工”，就連華為也不是“技工貿”。

聯想還表示，由于稅是歐洲＞中國＞美國，基本利潤率相同，因此價格上也是歐洲＞中國＞美國；有關5G投票的說法本身就是謠言，因為相關會議從頭至尾沒有過真正意義的投票，只有討論，且彼時華為選擇的Polar碼從來不是我國政府推動的技術，支持LDPC碼也不等于支持高通；楊元慶本身說的是“We’re not only a Chinese company（我們不只是一家中國公司）”，卻被外媒扭曲。

不過，此前不久這家年營收超4000億元、個人電腦業務常年排名全球第一的企業，在遞交科創板上市申請后，僅間隔一個交易日就主動終止了上市計劃的舉動還是揭示了集團目前略顯尷尬的處境。

時至今日，對于聯想光速撤回上市計劃一事，也未有官方認證的解釋。

市場中的多數聲音猜測，上市終止是因聯想科創屬性不足。雖然聯想在招股書中提到，公司近三個財年每年都有超百億的研發投入，為科創板已掛牌和已申請企業中投入最多。但從占比來看，聯想集團科研投入不足3%，而科創板2020年年報數據顯示，其上市公司研發投入占營收比例的中位數為9%。

對此，楊元慶也曾回應稱，外界關于“聯想不達科創板IPO標準”的傳聞“完全不存在”。其指出，無論是研發投入規模，還是擁有的授權專利數量，聯想均遠超要求，且公司有信心達到今年8月許下的“三年研發投入翻番”的承諾。

但網友仍不買賬：“（聯想的研發投入）甚至比不上快遞公司。”

為何口碑每況愈下？

21世紀初，聯想仍被公眾看作“民族企業”，為何歷經十余年的浮沉后，集團在民眾中的口碑反而每況愈下？甚至已經出現了“百口莫辯”的現象？

雷達財經梳理發現，無論聯想如何澄清，有幾個關鍵的事實已經深深刻在了網友們的腦海中，且公司如果無法走出顛覆性的發展路線，這些印記將始終難以抹去。

其一是公司對研發投入的“忽視”。

聯想選擇“貿工技”有其歷史背景原因，面對創業的艱難和技術研發的不確定性，如果聯想沒有選擇“貿工技”，很可能這個品牌無法支撐到今天。

但在2004年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一舉成為全球第三后，公司研發費用占營收的比重仍常年徘徊在1.5%以下，甚至在2016年突破3%后，又連續經歷了三年的回落。這與華為常年在10%以上甚至近兩年接近15%的研發費用率形成了鮮明對比。

2021年中國企業500強出爐后，曾有媒體報道稱，華為近十年研發投入累計超7200億元。而同花順iFind顯示，聯想2011-2021財年研發費用累計投入115億美元，折合人民幣不足千億。

這樣的后果是，作為一家“高科技企業”，聯想集團毛利率常年低于15%，現在更是成為了公認的“傳統制造型企業”。打開任意一款聯想電腦，其操作系統、芯片、顯卡、內存等無一是聯想原創。

聯想也曾嘗試轉型，這項寄托楊元慶“第二增長點”希望的業務，起初是手機、平板電腦，后來是人工智能，手機業務還曾創出全年超9000萬臺的出貨量，但隨著小米等新智能手機品牌的興起，聯想手機又重新歸于沉寂；AI方面的嘗試也是“雷聲大，雨點小”。

為何轉型嘗試屢屢失敗？有聯想前員工認為，公司管理層發生內部消耗。

此外，公司管理層MBO時，留下了許多質疑。前文提到，聯想集團本是一家中科院100%持股的企業，但如今，在經歷一系列的股權轉讓、置換后，中科院的持股比例急劇下降。

最新的科創板招股書顯示，聯想控股在聯想集團中持有股份合計占比33.44%，而中科院在聯想控股中持股占比29.04%。

而自2014年聯想管理層持股比例超過中科院后，公司就開始維持每年30-40億元大比例分紅，引發諸多質疑。

東方財富Choice數據顯示，聯想控股的股價自上市至今跌超70%；聯想集團自2001年來至今20多年來，股價漲幅還不足兩倍，市值也從未高過1350億港元（折合人民幣約1100億元），而在全球市場上銷量不及聯想的戴爾、惠普市值則均在2000億元以上。

與此同時，聯想高管們的年薪也都高得驚人。有統計稱，楊元慶在2012-2021年間，累計薪資超12億元人民幣，過去的三個財年，聯想27名高管的人均年薪則高達近3000萬元。

這種對高管“慷慨”的程度與公司原本就堪憂的盈利能力形成了反差，就更加劇了外界對其的爭議。正如某前聯想員工所說，“大家都財富自由了，誰還管公司呢？”

值得一提的是，聯想不合時宜的公關方式也是導致其市場形象下滑的一個因素。有媒體行業人士表示，作為較早賺到錢的互聯網公司，聯想公關團隊走國際化路線，因此在國內不夠接地氣，生硬的溝通方式，引發了一些媒體人的反感，這次甚至直接被司馬南捅了出來。

“一個以營銷為基因的企業，要轉型為以研發為基因，顯然不容易。”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江瀚認為，聯想想擺脫業務上的困局，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成本的付出。“而且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克服賺快錢的誘惑。”

只是，聯想能壯士斷腕，擺脫“塔西佗陷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