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Pexels

作者/陳俊一??編輯/顧彥? 來源/億歐網

7月，《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政策）發布。“雙減”政策的發布主體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而非教育部，可見其國家重視程度非同一般。

在正式文件下發前，網上就有紅頭文件的圖片流傳開來。監管政策這只“靴子”落地的那一剎那，想必很多人心頭那塊石頭也終于落地。

大小70多萬家校外培訓機構、近千萬從業人員，開始各奔前程。

機構轉型、員工遣散、家長退費、回歸校內……經歷一個暑假的變故，不管是教育機構、大廠員工還是家長、公辦校老師，面對“雙減”政策之后的第一個學期，大家都在學著適應新節奏。

減負的下一步是增效

“雙減”政策強調學校是教育的主陣地，任何校外機構都不能凌駕于學校之上，培訓機構是學校的補充，而不是學校的超越。“雙減”，減的是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增加的是學生的校內時間。

校外培訓的時間雖然減少了，但政策要求課后服務全面覆蓋，也給了教育機構作為合作方而不是替代方參與校內教育的機會。減輕作業負擔、減輕校外培訓負擔，更需要教育企業研發能夠提升學習效率的內容、硬件，并配合學校為學生服務。

此次“雙減”政策，實質上也是近幾十年來減負政策的最新延續。

具體政策文本上，每一輪新政策都有針對新形勢的新舉措，但在減負精神上，從1955年教育部發布的《關于減輕中、小學校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到現在基本仍是一以貫之。

1993年的《關于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過重課業負擔全面提高教育質量的指示》，規定初中各年級每天家庭作業不超過1.5小時，要保證睡眠時間和課外活動時間；2000年的《關于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重申一、二年級不得布置書面作業，不得購買計劃外教輔，取消百分制；2013年的《小學生減負十條》，更是強調全面取消百分制。

對比政策文本，會發現一直都在圍繞減輕孩子課內外的課業負擔展開，最新的“雙減”政策只是更強調減輕課外培訓的負擔。

以往的政策減輕了孩子校內的時間和負擔，卻又導致校外培訓機構成為孩子學習的主場地。再次讓學校成為教育主陣地，成為本次改革的重點。

事實上，不同階段的政策一直在解決不同時代的問題。建國初、改革開放初期，在有限的資源下為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國家推出了“重點校”政策；但當學生考試壓力過大、以錢擇校等問題出現之后，國家又順勢推出減負、就近入學等政策。

1978年1月，教育部出臺《關于辦好一批重點中小學的試行方案的通知》，提出除部署重點中小學外，省和市兩級可各自辦好一批重點中小學，縣可辦好兩三所重點中學、五六所重點小學；1980年10月教育部又頒發《關于分期分批辦好重點中學的決定》；直到2006年新修訂通過的《義務教育法》，提出不得將學校分為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學校不得分設重點班和非重點班，重點校政策才算法律上退出歷史舞臺。

不過，義務教育階段重點校依然“實存名亡”，教育均衡化還需要進一步努力；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重點校”也仍然存在，如“雙一流”等高校。而且義務教育階段的名校，升入后者的概率遠大于其他學校。

不管是否叫“重點校”，家長們都希望孩子去更好的學校，中小學名校的“擇校費”問題愈演愈烈，成為2010年前后眾多媒體關注的話題。

為了解決“擇校費”問題，相關部門大力推進就近入學。2014年，教育部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小學升入初中免試就近入學工作的實施意見》，要求就近入學壓力較大的各重點大城市（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副省級省會城市）所有縣（市、區）要于2015年實現劃片就近入學。

在就近入學政策嚴格限制下，“擇校費”問題逐漸平息，但學區房成為了新的話題。眾多家長爭奪重點學校的入學權，學區房價格一年高過一年，學區房引發的教育資源不均衡問題，使得教育主管部門又開始推動多校劃片甚至跨學區多校劃片政策。

從重點校到擇校費再到學區房，可以看到解決了一個問題后，往往又會有新的問題出現。沒有畢其功于一役，但在決策層的決心之下，減負等重點問題一定會得到突破。

突破之后遇到的新問題，就是教育企業的新機會。

減負的問題解決之后，下一個問題就是要增效。在各省市教育部門的政策文本中，“增效”往往是減負之后普遍都在考慮的板塊。

增效，是決策層給市場主體參與教育變革的重要抓手，也是課外培訓機構助力校內教育的優勢所在。

轉型的諸多可能

“雙減”政策從起草到落地，教育企業一直在關注其動態。對于巨頭們來說，紅線會劃在什么范圍肯定早就有預估。

教育巨頭相比于中小教育機構，諸多業務線的大調整、人員裁撤難以避免，但“船大難掉頭”卻也未必。暴風驟雨下，翩翩的蝴蝶被打落地面，反倒是大象還可以起舞。

多家教育巨頭在“雙減”政策落地前，就已經開始轉型動作，在政策落地后更是迅速召開發布會，宣布素質教育等轉型方向。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育與開放經濟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曲一帆在8月16日的《經濟日報》上撰文指出，校外培訓轉型大致有七大方向：助力校內教育；加強素質教育；指導家庭教育；發展職業教育；服務終身教育；促進鄉村教育振興；擴大教育對外開放。該文后被教育部官網轉載，成為教育機構轉型的參考。

無論是好未來、新東方兩大教育巨頭，還是作業幫等在線教育頭部選手，素質教育一直都是企業內部的重要板塊。所謂轉型，其實也是借機對內部業務線合并整合，將原本隱藏于學科培訓之后的素質教育推到臺前。

比如，網易有道素質教育業務負責人陳虎就在8月召開的行業合作發布會上表示：“有道重點關注素質教育從2016年開始，現已有編程、機器人、美術、圍棋、科學等多個素質教育產品。”

再比如，作業幫對素質教育的探索也在2019年就已經開啟，據介紹其70%以上的用戶來自三線及以下地區，這些一二線城市之外的用戶群體相比一線城市，對于普惠性質的素質教育有著更大需求。

體育類、藝術類、編程類、書法類等素質教育范疇，也是學科類教育機構轉型最主要的方向。

據央視財經近期報道，我國目前有37萬家藝術類培訓相關企業、66萬家體育運動類培訓相關企業；“雙減”政策發布以來，以上兩類培訓相關企業新增了3.3萬余家，較去年同期相比增長99%。

除此之外，還可以拓展托管、延伸到考研、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等多個領域。

微淼財商教育高研團喬書寧告訴億歐EqualOcean，學科教育類企業轉型之下，面向成年人的技能教育可能會成為教育行業的熱門賽道，那些能夠讓教育為社會服務、與社會需求契合的教育企業才會更有機會，比如職業教育、技能型教育。

而職業教育并不只是成人職業教育。在普職比（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的招生比例）大致1:1的政策下，有將近一半初中生無法進入高中，只能被分流到職業教育軌。

據統計，2019年，中國職業教育在校生共有2857.1萬人，其中中職招生600.3萬人，占高中階段教育的41.7%。他們不是成年人，和高中生一樣“也是個孩子”，但卻被社會和很多教育企業忽略。

他們和他們的父母，都是當前教育體系下的弱勢方。據報道，最近某地一位家長在開學之后才發現，孩子沒有學上了（中考分數過低）——很少有人能想象，竟然還有家長完全不知道中考意味著什么，不知道高中、中職如何入學。

據估測，2020年中國職業技能教育市場規模達到1415億元。針對職業教育學生的職業指導、培訓見習、資格證書等多方面的職業培訓，也會是一個不小的市場。只是相對于多金的K12賽道，相對于素質教育賽道，教育大廠還沒有開始注重而已。

跟隨時代轉型，才能吃到時代紅利

時代造就企業，企業也影響了時代。

20世紀80、90年代的留學潮，成就了以留學英語培訓起家的新東方。“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中國人對于理科的重視，也成就了以奧數培訓起家的好未來。這是時代成就企業的例證。

在留學熱退潮之后，新東方持續拓展英語等賽道，用戶群已經從少數留學人群拓展覆蓋到更多人群；好未來也將原本只是少數尖子生需求的奧數培訓，做成了“全民需求”。這是企業影響時代的例證。

“有人在揮金如土打賞主播，有人在尋找知識改變命運的稻草”，這是2018年12月中國青年報《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一文下的一條熱門評論。這篇報道里，直播課改變很多農村孩子命運的故事打動了不少人。

但報道和熱評背后，少有人關注直播課背后的東方聞道公司如何贏得項目、為什么很多中學依然只有少數班能上直播課。在國家重視教育均衡化的時代，東方聞道其實只是比別人稍早一步切入這一市場，沒有去做“錦上添花”的生意，而是選擇“雪中送炭”。

時代在改變，教育企業需要適應，比別人更早一步發現市場機會，就能獲取時代的紅利。

最新的學科類培訓收費政策，以及行業協會關于機構房租問題的意見，也給出了企業必須轉變的信號。

9月6日，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市場監管總局發布《關于加強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校外培訓收費監管的通知》，規定義務教育階段線上和線下學科類校外培訓收費屬于非營利性機構收費，由政府制定基準收費標準，各地上浮不得超過10%，下浮可不限。

通知還嚴格規定了工資水平、租金核算、宣傳費：培訓機構人員平均工資水平不得明顯高于當地教育行業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培訓場地租金和固定資產折舊費等，按合理方法和公允水平分攤核算；宣傳費按不超過銷售收入的3%據實核算。

學科類培訓已經確定為非營利性質，教育企業作為商業公司，都在加快速度開拓學科類賽道之外的方向，切換教育場地的需求也隨之而來。

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就發布《關于校外培訓機構房租有關問題的行業意見書》，指出校外培訓機構退租屬于情勢變更，不用支付違約金。對于想轉換辦學場所、降低支出壓力的教育機構，這也是一個變換陣地的好時候，盡快退租、盡早切換或許是更好的選擇。

雖然原有教育場所附近的市場可能會隨之流失，新的租賃場地也未必會有成本上的降低。但敢于挑戰風險、適應能力更強的企業，一定會在市場中勝過喜歡抱怨而不愿變化的企業。

寫在最后

“雙減”政策對于教育企業，恰如“三條紅線”政策對于房產企業一樣，這是教育領域的一場去杠桿。

但政策絕非要消滅教培行業，而是鼓勵與監管并存，要在教育領域捅破資本吹出的泡沫、燒掉陳舊的腐木，為被巨頭遮蔽的更多企業開辟出一個寬廣的賽道。有一個強制外力將牌桌推倒重來，或許也是行業改變的契機。

“三條紅線”之下，杠桿率最高的房企反而變得危險；“雙減”政策之下，教育企業也不再是資本通吃。

國家要在拼家庭財力的培訓之外，建立一個覆蓋更多孩子的普惠式學科教育體系，一個全新的人才體系，從包括底層民眾在內的多層次人群中選取國家需要的人才。作為教育企業，能幫助國家實現這一目的，也就能夠實現自己的“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