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無冕財經（wumiancaijing）原創首發

作者：維舟

編輯：雷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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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助理：朱智琪

2020年人口普查的數字已經出來了，但這并不只是盤點人頭的一堆數字而已，還會對未來十年的經濟走向、公共政策等方方面面都產生潛在而重大的影響，因為人口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資源，現代人口普查本身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深入了解的基礎上，調整、更新或制定新的規劃。

?為下一個十年做準備

近幾年來，國內輿情在人口問題上出現了一個重大轉向，就是從抱怨、嘲諷“人太多”，轉而憂慮“人太少”。人口學者梁建章曾警告：“人口的急劇萎縮，將意味著規模效應和創新能力的持續弱化，進而出現綜合國力的衰退。”

得益于前些年及時放開二胎，現在14.1178億的總人口數沒預計的那么少，十年間凈增人口（7897萬）甚至還多過上一個十年（7390萬），但形勢仍是極為嚴峻的。據梁建章推算，2020年中國新出生人口僅1200萬，比上年下降18%，刨除逐漸消失的二孩堆積效應，推算出自然生育率低至1.1（即平均每個婦女一輩子只生育1.1個孩子），這不僅低于歐美發達國家平均的1.6，甚至低于少子化嚴重的日本（1.4），僅及維持人口平穩更替水平（2.1）的一半。未來十年內，處于22-35歲育齡高峰期的女性還將比現在銳減30%以上，中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寶座很快就將讓給印度。

▲歷次人口普查全國人口及年均增長率。此次全國人口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年平均增長率為0.53%。圖片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

這比人們原先預計的要早很多。1998年，聯合國《世界人口預測》推算中國人口峰值將在2042年（15.05億）出現，而當時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也預測中國人口要在2040年達到15.44億后才緩慢下降，但2020年的實際數值比這兩家的預測（14.70億和14.72億）都足足少了6000萬人。現在聯合國調整后的預測是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達到峰值14.42億，另一些學者甚至推斷2024年就將觸達峰值，這意味著中國在下一個十年就將迎來“雙達峰”（人口、碳排量雙雙達到最高峰），再考慮到產能過剩在2016年就已出現，這都表明以往那種依靠廉價勞動力和大量工業產能的模式即將走到盡頭。

盡管這看起來像是“危機”，但吊詭的是，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中國此前做得太成功了。這不僅是因為計劃生育的威力，也因為“經濟增長是最好的避孕藥”，急驟的現代化、城市化進程既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跡，同時又讓中國人面臨著普遍的經濟壓力和思想轉變。為了遏制生育率過快下滑的趨勢，已有多位人口專家呼吁壓制高房價、高養育/教育成本，同時補齊在產假制度、幼托機構和女性平權等方面的短板，至少盡可能地讓那些想生的人“敢生”。

在逐漸步入老齡少子化社會、人口特征越來越接近發達國家之際，中國的人口轉型在未來十年內也將產生深遠的經濟沖擊，因為60后嬰兒潮一代逐漸退休，一向富余的廉價勞動力甚至有可能出現短缺。這種“未富先老”的態勢乍看對經濟不是什么好事，因為它意味著勞動力減少，而社會福利開支卻增加了；但反過來說，勞動力成本的攀升，也將有可能逆轉中國社會千百年來的“過密化”趨勢，促使社會從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型，像機器人、智能化等盡量少使用人力的領域有望出現新的契機。

從發達國家應對人口危機的經驗來看，除了賦予女性權利、改善生育環境，鼓勵本國人多生之外，要在生育率難以攀升時繼續保持經濟增長，還有幾種辦法：資本輸出，產業外包（相當于在國外獲得勞動力）；延長退休年齡，讓有經驗的勞動者繼續工作；引入移民勞動力或變相引進勞工；通過創新技術，大幅提升勞動生產率。中國社會當下還很難接受移民，何況以中國人口規模之巨，就算每年引進100萬移民也于事無補，因而最具可行性的恐怕還是像日本這樣：在謹慎接納少數移民的同時，通過研修生等方式引入外國勞動力，鼓勵年老的勞動力發揮余熱，同時發展技術創新。

盡管少子化對于像奶粉、親子、教育等產業而言絕非利好，但它也會促使人們更尊重個體的權益、重視挖掘每個人的潛能，這勢必意味著在人力資源的管理思維上逐步改變以往那種簡單粗暴的粗放型態度，轉向精細化、人性化的方式。更進一步說，經濟增長的驅動將逐漸不再那么依靠數量，而需要推動創新挖潛，提高每個人的勞動生產率。但這牽一發而動全身，隨之而來的，是全社會的教育理念都必須發生變革，從原先那種標準化的人才培養模式，轉向創新驅動模式。

?人往高處走：地方經濟的增長引擎

在這一新趨勢下，不妨大膽預測：下一個十年，國內各地的“搶人大戰”將更為激烈，因為能不能吸引到高素質的創新型人才，將直接決定當地的競爭力乃至長遠的經濟發展。

這次人口普查明顯體現出中國人口的流動與經濟發展的漸漸趨于一致：過去十年人口增量領先于全國的廣東、浙江、江蘇三省，正是國內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人們自發用腳投票，去往那些自己發展機會更好的地方。

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無疑是廣東，不僅以總人口1.26億超過了日本，而且十年內增長2169萬人，幾乎是其后第二到四名浙江、江蘇、山東的人口增量之和。不僅如此，廣東60歲以上老齡人口僅有12.35%，遠比浙江（18.78%）、江蘇（21.84%）、山東（20.9%）年輕，勞動力主力的15-60歲人口占比高達68.80%，全國第一。

▲廣東的人口增量表明這個地區強勁的發展潛力。圖片來自網絡。

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人口負增長的6個省份（重慶、湖北、四川、貴州、安徽、甘肅）基本上都是勞動力輸出大省，但隨著中部崛起，在外打工者回流，如今人口負增長的6個省份（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山西、甘肅）全部變成了北方省份，這與前些年南北經濟差距拉大的趨勢一致。這十年里，原本人口外流的貴州、重慶人口都增加了11%之多，充分可見當地經濟蓬勃發展帶來的回流效應。

這絕非偶然。湖北這次相比2010年雖然有1%的小幅增長，但其實完全歸功于武漢：此前就有人口學者分析研究過，2010-2018年間，湖北各地市，除武漢之外，人口都呈負增長。在廣東也一樣，2000-2010年間，人口增長的8個地市，除了河源之外都在珠三角，而珠三角9市又只有江門、肇慶負增長；但在2010-2018年間，整個廣東只有廣州、深圳、佛山、珠海4市人口在增長。也就是說，當地經濟越好，就越能吸引人口流入；而勞動力的流入，又帶動當地經濟進一步繁榮。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高校集中的城市很可能將得到更好的機會——沒有中科大，很多高科技項目恐怕都不會落戶合肥。盡管有人開玩笑說“武漢的大學每年培養那么多大學生，最后大多都是為深圳培養的”，但武漢之所以能有光谷，也是因為有大量高校坐鎮。要吸引高科技項目、提高大學生留存率，這本身就考驗當地主政者的遠見、投入和人才政策的吸引力。

乍看起來，這是“吸引人才”的問題，但實際上牽涉到當地經濟結構的方方面面。以山東為例，近年來由于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流，以至于人口結構出現“兩頭高、中間低”的特征——老人、孩子多，勞動年齡人口較低。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指出，這正是因為山東的產業結構偏向傳統行業，缺乏新興產業，對年輕人吸引力不足所致。最終，這又反過來導致山東近些年的經濟轉型、經濟增長都出現了問題，迫使其反思如何破局。

如今，中國的城市化率已高達63.9%，比十年前上漲了14個百分點。一般發達國家的城市人口在達到75%左右之后，就將進入平緩。據此不妨推想：十年后，人口負增長的省份清單將大大增多，而各地也會抓住城鎮化浪潮的最后十年機會，城市群的搶人大戰將更為激烈。現在已有很多人感慨的“農村凋敝”問題，可能會更為嚴重，但當城市化率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時，農村也將迎來新的機會，因為只有當更多勞動力離開土地之后，農村才能迎來新的契機。

經濟學者陸銘在《大國大城》一書中早就提出，只有允許人口自由流動，地區之間的勞動生產率趨同才能得以實現，最終在集聚中走向平衡。這需要更進一步深化改革，讓人們能自由地去往更能發揮自己能力的地方，在競爭中建立鼓勵創新的機制，充分釋放14億中國人的潛力。在這一意義上，下一個十年不僅是人口結構轉型的關鍵十年，也將是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