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螳螂財經（TanglangFin）

作者| 青月

（題圖）

教育學上有一個“分層理論”，指的是教育對于勞動市場而言，主要功能不是培養人才，而是鑒別人才，將人分為不同的層次，向用人市場輸送傳遞對應的價格標碼。

與之對應的是，近段時間，學歷內卷的颶風席卷向了教培市場。

一邊是，字節跳動旗下的清北網校在招聘教師崗中明確規定要求清華、北大的畢業生，并提出將為優秀教師提供“年薪兩百萬，上不封頂”的薪資待遇。

另一邊，不僅僅是在線教育機構，深圳中學、華中師大一附中、杭州學軍中學等這些老牌師資力量強大的優質中學都加入了爭搶清北畢業生的隊伍當中。

為什么高學歷群體加速涌入教培市場？這是惡意競爭下產生的行業生態問題，還是行業朝著良性發展的趨勢？讓“螳螂財經”來揭開這層神秘的面紗。

一、利益驅使、抑或理想使然，名校畢業生“回歸”教培行業

探討名校畢業生為什么扎堆投身教培，其實可以從學校、機構以及畢業生三個維度入手。

作為高學歷的名校生，在學校看來，在不討論教學基本功的前提下，名校畢業生有著更濃厚的學術素養和更強的教育科研能力，更擅于帶領團隊做課題研究、寫論文。

另外，雖然現在主旋律倡導的是素質教育而非應試教育，但曾經的“小鎮做題家”也并不是一無是處。這些人不僅對于做題技巧等有更多的見解，可以讓學生受益，而且他們名校的光環，也能讓學生產生更多的斗志。

站在教培機構的角度，則更容易理解一些。

（數據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制圖：螳螂財經）

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統計，2020年，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在線教育再次呈現出爆發性增長，市場規模預計將達到1687億元。隨著規模快速放大，在線教育市場逐步進入成熟期，再加上國家明確禁止中小學教師有償兼職，培訓機構不得到學校去招教師兼職，在線教育機構老師的崗位需求已成為行業洼地。

在這種背景下，出于招生的目的，教育培訓機構就打起了名校畢業生的主意。好未來旗下學而思網校的“千里馬計劃”從2020年也開始優選清華、北大等優秀畢業生；新東方、作業幫、掌門一對一等在線教育機構招聘也優選雙一流院校及海外名校的畢業生。

但如今即使是在跟誰學、好未來、新東方等頭部教培機構，清北畢業生也并不多。根據某教育產業數據研究顯示：近三年，清華、北大畢業生中，盡管從事教育行業的人數逐年增長，但大部分還是選擇了高等教育事業單位或中初教育事業單位任職。因此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清北等名校畢業生依舊是好未來、新東方等頭部教培機構的重點挖角方向。

而名校畢業生們紛紛投身教培行業，其中或許有一小部分是出于確實有著“傳道授業解惑”的理想，但更多的在“螳螂財經”看來是出于以下兩個誘因：

一方面，在當今社會，名校畢業生已經不再是稀缺資源。

2019年，我國考研人數為290萬人，同比增長21.8%，近十年翻了一倍多，隨著學歷的提升和背景的進化，科研的難度正在成指數級加大，這些本應進入科研和生產領域的人，只能根本不需要他們的行業里去謀生。

另一方面，不管是學校還是教育機構給出的薪酬、福利十分誘人。

2020年，好未來教育集團聘任200余名來自清北及國外留學的優秀學子；網易有道給出的首年年薪為40萬-100萬元，其中“高中大班課主講老師”職位首年年薪50萬元起，優秀者年薪可超過100萬元。

從深圳中學2020年教師招聘的待遇中也可見一斑，拿到手的工資40萬、正式事業單位編制、從幼兒園到高中，個人小孩的教育問題全部由深圳中學買單，提供最優質的教育資源、提供兩室一廳的住房一套以及每年160天的假期。

對比來看，有一些清華北大的應屆畢業的研究生去當地一家知名博物院，月薪是3000元，就算工作了兩三年，工資也才5000元上下，顯得格外的單薄。

權衡一下，教師這樣一個沒有中年危機、待遇優厚、穩定性極高的職業，受到隊伍日益壯大的名校畢業生的歡迎也就不足為奇了，那么曾經的學霸真的就能培育出下一代學霸嗎？

二、唯學歷論傾向下，名師未必出高徒

左邊，是超9.4%的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工人失業，各行各業的大批裁員，低學歷的人無處可逃。右邊，各大知名在線教育機構，開出幾十甚至上百萬的年薪，爭先恐后去搶奪頂尖的名校畢業生。

學歷上的“馬太效應”在這個時代愈來愈明顯，但學霸真的就能教出學霸嗎？在“螳螂財經”看來，并不盡然。

其一，學歷并非成為優秀教師最重要的元素。

教育是一項特殊的、專業性的工作，不僅需要教師具有扎實的學科專業知識，還需要教師具備深厚的教育情懷，通曉教育學和心理學知識，掌握一定的教育技能和藝術。在中小學，這個階段的學生年齡偏小，活潑好動，更需要教師的細心、耐心和愛心，非師范畢業的名校畢業生未必能夠勝任，“唯學歷論”可能會打擊熱愛教育事業優秀人才的積極性。

除此之外，一些非師范專業畢業的名校老師存在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就是很難將自己所學轉化為貼合學生認知的知識，他們課堂上所舉的案例往往太難，學生達不到這樣的理解水平。

當然，這一問題已經逐漸引起各教育機構的重視，比如網易有道在教師的面試環節會綜合考察應聘者是否具有教育情懷，以及表達能力是否過關，能否吸引住屏幕前的學生。

其二，一些機構招聘名校畢業生僅僅只將其當作招生“吉祥物”。

順應整體用人趨勢以及家長們的“名校情結”，“名校畢業生”確實是個金字招牌。

至少李女士是這么認為的，她對“螳螂財經”說，她的孩子現在讀高一，但是從六年級開始就已經開始接觸各類培訓機構了。

李女士很明顯的感覺到近兩年來，打出“名師牌”的機構越來越多，但作為家長她很吃這一套。“找到個名師，解決了孩子學習效果的大半問題”、“有了清北名師，就多了一重保障”、“教的差一點，能傳授孩子一些經驗也是好的”，秉持著這樣的想法，李女士每年幾乎都要在教培機構花費上萬元。

“不過這個過程中坑也是沒少踩”，李女士苦笑說著，“比如，之前有在一個頭部的機構找了據說是北大畢業的英語老師，后來私下了解才知道是成人自考的。還有一次就在去年，沖著一家機構‘48位清華北大畢業名師’的噱頭去報名，結果招生試聽的時候，客服沒經過我們同意找了其他非清北的老師，雖然說講的也不賴，但總有一種被誤導報名的感覺。”

所以不管是一些機構打著名校畢業生的名號招生，還是類似清北網校這種無股權關系、無品牌授權，卻在宣傳上一直突出“清北”、宣傳語是“清北一線名師教”，都有些利用名師，誤導消費的成分在。

其三，名校畢業生扎堆教培并不利于教育公平。

對名校畢業生而言，他們最先的選擇必然是沿海發達地區的崗位需求，這并不利于區域間的教育公平。即使在一個區域內，也不可能允許每一所公辦學校都用高薪招聘高學歷教師，只有個別或少數重點學校才有此資格，這也使得教育資源持續向少數重點學校集聚。

再者，公開、高調、高薪招聘高學歷教師本身就極具廣告效應，是對個別學校的大力宣傳，很容易吸引區內外優質生源，優質生源聚集某些重點中學同樣不利于普通學校的發展。

但教育行業吸納高學歷人才，放在其他國家來看其實是一件平常事。據日本文部省數據，2016年日本公立初中教師研究生學歷占比為7.5%，公立高中教師研究生學歷占比為15.2%，私立高中教師研究生占比為18.4%。根據美國國家教育數據中心（NCES）2016年所做的國家教師與校長調查（NTPS），55%的小學教師和59%的中學教師有高于本科的學歷。

美國與日本的受教育者并不會認為這是人才的浪費，也未造成嚴重的行業焦慮與學歷內卷現象，這樣來看，這非名校畢業生的問題，而是行業的生態問題，那么三月以來趨嚴的行業監管能否促進行業的良性發展？

三、監管趨嚴，能否緩解行業焦慮與學歷內卷？

1月18日，中紀委網站發布文章直指在線教育亂象。202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中，治理整頓校外機構被明確列為今年教育工作重點，兩會中多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建言獻策，新一輪規范治理課外培訓機構行動蓄勢待發。

在這樣的勢頭下，一眾線上教育機構紛紛成為驚弓之鳥。

3月10日，一份網傳北京市朝陽區教委將繼續暫停學科類校外輔導機構線下培訓和集體活動的通知，致使新東方、好未來、跟誰學三家教育培訓機構一夜間就累計蒸發約753億元人民幣。3月26日，幾份流傳甚廣的監管細則再次使得好未來收跌幅跌幅超7%、新東方跌幅超10%，跟誰學跌幅達41.56%。

至3月31日，政策終于落地。教育部就“雙減”的問題做出回應，明確將對校外培訓機構加強監管，并表示會從嚴審批培訓機構，強化培訓內容監管，創新收費管理方式，規范培訓行為，嚴肅查處違法違規培訓行為。

首先，必須承認的是，趨嚴的監管將有效遏制惡意競爭，使得行業生態更加健康。

事實上，監管趨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校外培訓行業融資過熱、燒錢補貼，熱錢的涌入也使得惡習流入教育行業。2020年，在線教育企業的獲客成本升至3000-4000元，人才師資的爭奪只是在線教育行業激烈競爭的一個縮影，監管確實利于惡意競爭得到控制。

其次，在“螳螂財經”看來，校外培訓機構的監管方式和力度或許還有待摸索。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對于監管問題也曾發表過看法，他認為提高培訓機構準入門檻的供給側治理，很可能帶來兩方面問題：一是合規的校外培訓機構經營成本增加，推高培訓價格；二是相當數量的機構轉到地下經營，游離在監管之外。

如何將所有機構納入監管體系，對這些機構進行過程性監管，才是接下來一段時間內監管實施把控中的重點。

總而言之，從市場的角度來看，監管政策的出臺，短期內可能會造成市場的波動，但長期來看有助于行業的優勝劣汰，不符合要求的機構不斷被清洗，逐漸構建起規范的市場環境，對于跟誰學、好未來等行業頭部平臺而言是一種“另類的”利好。但監管的尺度仍需繼續摸索，否則很有可能適得其反。

*本文圖片均來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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