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拾柒 薇薇安 從淺

編輯/九月

誰還會相信戴威？

這位ofo創始人得到了“老賴”的待遇。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披露，法院對東峽大通（北京）管理咨詢有限公司作出了“限制消費令”，該公司和戴威不得選擇飛機、列車軟臥、輪船二等以上艙位；不能在星級酒店等場合消費，不能買房、買車、旅游、租賃高檔寫字樓等。

圖片來源于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

曾經騎ofo小黃車的用戶們，也對ofo失去了最后的信心。

戴威或許都想不到，退押金的用戶短短幾天內突破了1000萬。按照99元押金算，需要退還的押金超過10億元，以199元算，需要退還的押金高達20億元。這可能是這個寒冬壓倒ofo的最后一根稻草。

ofo線上退押金排隊系統

昨日，戴威發布全員公開信，稱不逃避，將會對欠著的每一分錢負責，為每一個支持過ofo的員工負責。

從這封全員信中，看得出戴威現在的處境非常艱難。他提到，這幾天他經歷著巨大的煎熬和壓力，在痛苦和絕望中堅持著。公司面臨巨大的現金流壓力。“退還用戶押金、支付供應商的欠款、維持公司的運營，1塊錢要掰成3塊錢花。”他寫道。

ofo創始人戴威

他感到力不從心，多次尋求融資無果后，他甚至想要解散公司、申請破產。

信中對已經離職或是將要離職的ofo員工表示感恩，但很多人已經不愿再被提起。

ofo一位前城市經理梁歡告訴鋅財經，他曾卷入一次內斗，“被莫名其妙開除，也沒有給賠償。”

和他有同樣遭遇的同事已經將ofo告上了法庭，前不久案子已經開庭。

梁歡曾以為ofo是值得傾注一切的地方，后來的變化太快了，他說對ofo有感激、有愛，也有恨。ofo給了他很多東西，也剝奪了他對這份職業的熱情和理想。

同樣被傷害的，還有ofo的供應商們。去年年底開始，無法拿回尾款的供應商，陷入了資金鏈可能斷裂的危機中。

供應商向法院提起訴訟

飛鴿的前高管薛斌告訴鋅財經，因為ofo尾款未付，很多小車廠已經倒閉，大的自行車廠也資金緊張。

這是三波對ofo失去信心的人，ofo曾經陪伴他們左右，給了他們希望，但如今他們對ofo只剩下一個共同的情感：失望。

大勢已去：“我的錢憑什么不能要回來！”

12月17號上午，華北電力大學學生吳軒起了一個大早，換了兩趟地鐵、一趟公交，來到位于中關村互聯網金融大廈的ofo辦公點。

退ofo押金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ofo的工作時間是早上9點，他9點20分就趕到了。而現場早已經是人頭攢動，“人太多了，擠到我都害怕出踩踏事故。

當日值班的保安對媒體表示，排隊人數最多時達到千人。場面看上去像演唱會進場一般擁擠和喧鬧。

ofo退押金現場 圖片來源于網絡

“都是來退押金的，樓梯間不讓排，樓外的人行道上密密麻麻排成了S形。”北京冬天的寒風讓吳軒瑟瑟發抖，但他沒有離開。

他打了245個電話才接通客服電話，對方冷漠地表示押金將在11月15日到賬，然而拖了將近一個多月，他終于沒有耐心來到了現場。

排隊等待的隊伍 圖片來源于網絡

等了一個半小時終于輪到了他，出示身份證、核對ofo賬戶信息、登記支付寶，過程簡單快速，ofo表示三日內將會退到支付寶賬號。

12月20日凌晨12點8分，他拿回了99元押金。他發了一條微博：開心，小黃車押金竟然退回來了，一個小時的隊沒白排，ofo再見。

吳軒拿回了押金

更多的人還在線上等待退押金。ofo退押金排隊系統人數，甚至成為一個熱搜詞出現在微博上。不少人提供了自己的排隊數字，有用戶提到，他始終不相信小黃車要完了，直到看到自己的排隊數——11794667。

從用戶在微博上分享的進度來看，ofo這兩天退押金的速度在一天一萬人左右，按照這個速度，這一千多萬用戶全部拿回押金，需要近三年。

ofo還能活到三年后嗎？押金能不能拿回來？

浙江澤鼎律師事務所律師夏謹言告訴鋅財經，ofo公司沒有能力退還押金，資產也不足以清償債務時，公司可以申請破產。破產就是把ofo公司的資產拍賣、變賣來償債。

未拿到押金的用戶是ofo的債權人，如果ofo破產，根據《破產法》的規定，破產清算時按照先后順序進行清償，首先償還的是破產清算費用、有擔保的債權、員工工資等，應該歸還客戶的押金排在清償順序的后面，很難拿回。

排隊拿回了押金的吳軒在短暫的開心后，又有些感慨。

三年前，小黃車是唯一能在高校里通行的共享單車，當時的摩拜還只能停靠在學校外面。

高校宿舍樓下的小黃車

那時候，吳軒剛上大一。他第一次接觸到ofo，還可以憑借學生證辦理免押金，但他沒把這個優惠放在心上，直接選擇了交押金。他沒料到，這個校園里隨處可見的小黃車，會陷入無法退押金的窘境。

ofo幾乎貫穿了他整個大學生涯，他已經習慣了學校馬路上穿梭的黃色車流。

騎ofo上課的女大學生們

今年年初開始，ofo頻繁被曝出欠供應商款項、內部貪污、資金鏈斷裂、裁員等負面消息。

吳軒偶爾會聽到這些消息，但是并沒有放在心上。在他眼里，ofo只意味著樓下好騎的黃色車子。但最終他選擇了退押金，因為“壞車越來越多，體驗很差。”

99元，是他一周的食堂餐費，也是他和朋友兩小時的KTV狂歡，他想拿回來。

ofo總部的退款隊伍里，有銀發蒼蒼的老人，也有搭上三五百塊誤工費的上班族。“值當嗎？一群傻子！”網上有人這么評價，底下馬上有人反駁：“我的錢！憑什么不能要回來！”

關于排隊，微博上眾說紛紜

假冒外國人、更換手機號注冊賬戶申請退款、轉保險報案方式......網上有了“ofo討要押金非常規攻略”。

“人在北京，代現場排隊、押金退還再交錢”，風波剛出現，就出現了人肉代排模式。還有人推出代打客服電話的業務。

閑魚上收費代退ofo押金的賣家

鬧劇背后，是用戶對ofo的極度失望。

12月4日，鋅財經發布的《前員工深度揭露ofo敗局：揮霍、貪污、站隊、大裁員》文章，剖析了ofo為何從資本寵兒走到窮途末路，這一切離不開內部管理的問題。這篇文章的評論中，出現了一片討要押金的用戶。

在ofo微信公眾號的文章《ofo小黃車退押金政策提醒》中，ofo放出的評論，全部是為ofo加油打氣的。這個公眾號的問候語“從今往后，本黃罩著你”，現在聽上去反而有些悲涼。

ofo公眾號留言墻

對于為何ofo走到今天，今天下午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在朋友圈評論中表示，ofo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一個veto right（否決權）”的問題。

圖片來源于網絡

與此同時，歡聚時代董事長兼CEO李學凌也在朋友圈發言呼應馬化騰。他表示：ofo的真正死因在于“一票否決權”。目前，戴威、阿里、滴滴、經緯都擁有一票否決權。5個一票否決權，啥事都通不過。

圖片來源于網絡

被辜負的員工：有愛也有恨

戴維昨日發布的全員公開信中，提到已經離職或是將要離職的各位同學，曾經用自己的感情和力量撐起過ofo年輕卻沉重的身軀。

看到這封內部信，梁歡不像剛進入ofo時那么受觸動。

2017年下半年，剛升職為城市經理的梁歡無意中卷入一次內斗。他成為了內斗的犧牲品，被開除后沒有拿到賠償，他通過各種方式希望讓高層知道這次內斗的真相，但最后的結局是他自己失望地離開。

與他有著同樣遭遇的同事站上了法庭，他們跟ofo打了一場官司，“這事全公司幾乎都知道”，梁歡沒有參與，在他眼里，辭退的賠償已經沒有那么重要，他覺得ofo最后辜負了曾為它奮斗的人們。

“我離開后，再也不相信小黃車，在街上見到小黃車我都不騎。”梁歡說。

他告訴鋅財經，他曾為ofo狂熱過。剛入職時，他在北京參加了一段時間的培訓。這個公司給他的感覺是“牛逼，有很多很牛的人。”

他認為這個公司很有發展前景。被派去北方一個城市做運營人員時，他覺得自己在做一件改變整個社會的事情。“這件事可以改變周圍很多人的出行方式。你不覺得這很厲害嗎？”

梁歡跟著當時的城市經理一起開拓新城時，充滿了干勁和歸屬感。他覺得這個公司是值得付出的，把它當成了一個家。

梁歡加入的時候，正是ofo發展最巔峰的時期。在ofo大規模擴張時，他所在城市遍布單行道，為了不造成交通擁堵，他們選擇在晚上投車，梁歡幾乎每天加班到晚上12點，他強調這是“心甘情愿”。

投入使用的ofo新車

為了與當地政府溝通，頂著酷暑烈日，他在政府門口蹲點，蹲上一天。出現丟車、損壞車輛的情況，他也蹲點，“我得弄清楚這車到底是誰給我弄壞的。”

他提到一個細節，當地有一個大學生經常坐著公交車追偷車賊，“追到之后再給我們打電話，說他又在哪找到自行車了。”他感嘆，用戶的行為，也是為什么他把這份職業看得很重的原因。

那段時間，他干勁滿滿，“當時誰不知道小黃車啊，出去談事情很有底氣。”他時常跟下屬說，這不僅僅是一個工作，而是能夠影響很多人的事業。

ofo租用頁面

在這座城市，梁歡看著訂單從“從零到有”。“平均訂單量等各種數據很快漲起來。”那段時間，他和團隊每天投入1000到3000的車輛，總共投入車輛7萬以上。

沒過多久，梁歡得到了一個機會，被派往這座城市的下級市，負責開拓市場，但沒想到，這個城市經理還沒當多久，他就莫名其妙地卷入了內斗。

他提到，HR有一天找到他，問他愿不愿意給原來的老領導“潑臟水”，之后新的城市經理會上任，“如果你不愿意，你就跟著一塊滾蛋”。被找上的不只有梁歡，還有之前的一批同事。HR甚至讓他們立“軍令狀”，要求他們簽字表決心。

梁歡不愿意 “他特別正直，別人給他塞錢他都不收，這樣的人被黑了，良心上過不去。”

“這是北京總部某位總監的勢力。”根據梁歡的描述，新來的城市經理和北京總部的某位總監有著上十年的交情，因為他進來ofo較晚，當時北京總部已經沒有令人滿意的職位，只能先在二線城市做城市經理，再慢慢接管整個省，往區域總監發展。

在梁歡看來，這場內斗發生的不是時候。當時ofo還在大規模擴張，與摩拜爭奪地盤的階段。他看著原來工作過的城市換了一批不干實事的人上來。“正是開市場的時期，他們不做市場，怎么撈錢怎么來。”

這是他無法理解的事情。他想到自己和同事每天起早貪黑，才把這個城市的業務做起來。結果卻被后來的這批人毀了。

說起這件事，梁歡的情緒變得很激動。“自己的工廠閑置著，全部車輛直接進外包的維修廠，不花錢嗎？找兼職也胡找，甚至還有初高中生，有時湊齊人拍個照片，管你干活不干活，只要有兼職的錢報下來就行。”

堆積成山的壞車

那時候，梁歡覺得，ofo這個公司可能最終會死。近期梁歡寫了一條朋友圈——其實結局很久以前就已經注定了。他告訴鋅財經，最早有這種預感，就是在內斗發生的時候。

“干活的人都被開了，剩一群草包在里邊，這公司能有長期發展嗎？”梁歡說。

他不知道的是，這樣的故事一直在ofo上演。

“愛怎么花怎么花，愛買什么買什么”。此前鋅財經采訪的ofo前員工李銘提到過，ofo內部存在貪污和浪費的情況。

戴威知道這一切。有媒體報道，2017年年中的一次內部會上，戴威對在座的高管說，大家業績和報告都很出色，但是對金錢沒有概念，這是一件嚴重的事。

同時，內斗或多或少影響著ofo發展。李銘提到，公司在后期管理很混亂，他在短短時間里，換了三個領導，每個領導的管理方式都不同。

小黃車“墳場” 圖片來源于網絡

梁歡和十幾位前同事，對ofo依然有感情，他們希望讓ofo高層注意到這件事，并且得到更加正規的管理。他對鋅財經描述了當時的心態：“我覺得很多人是在為公司發展努力的，像養一盆花一樣呵護它。但現在看到有人在破壞這盆花，我肯定要攔一下。”

他們放棄了“潑臟水”的機會，而是集體給總部風控部門發送了舉報郵件。

風控部門的負責人來到了這座城市，“查完了所有事，拿到了行賄的證據，他們說處理結果已經擬好了，就等著上級領導簽字生效。”

這位負責人和梁歡說，湖南發生了一起城市經理私自建立自行車組裝廠牟利的惡性事件，那位城市經理就被他開除了。

這番話讓他覺得有希望，但他們等了快2個月，沒有消息。

工資自那天被HR約談后，已經不再發放。這兩個月，他們停工等待著結果。隨著時間的流逝，梁歡對ofo感到絕望，他曾認為事情終究會解決，最后卻不了了之。“硬生生被壓下來了。”

而那位他看來“很正直”的風控負責人，在梁歡離職不久后，也選擇了離職。

梁歡知道，當時ofo的一位聯合創始人也知道了這件事。“但是沒用，治不了了。”他表示理解戴威一直以來的堅持，但也覺得戴威選錯了人。

走了以后，梁歡覺得辜負了那群和他一起開新城的人。因為他的離職，原本的下屬們工作也不是很順利。“今年還有一個伙計給我打電話，問我在哪里，想過來和我干。”

他對ofo情感復雜，他覺得ofo給了他很多，但是他和同事們付出的東西都被毀了。

被欠款的供應商：共享單車傷害了整個行業

最早對ofo失望的，可能是它曾經的合作伙伴——供應商。

從去年被曝出欠供應商錢款以來，ofo不斷被供應商告上法庭。

12月14日，ofo收到了一張新的判決書。針對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起訴ofo運營主體東峽大通（北京）管理咨詢有限公司拖欠服務費一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判令東峽大通支付服務費8111896.38元。

服務商和物流商紛紛通過法律武裝抗戰，同樣受欠款拖累的生產廠商卻顯得很被動。

曾經為ofo生產小黃車的飛鴿自行車廠也深陷無法拿回尾款的窘境。薛斌告訴鋅財經，飛鴿和ofo的合作，ofo先付30%的貨款，70%的尾款在30天到60天內到期。據他所知，其他車廠和ofo的合作也是如此。“任何一個工廠的自行車利潤都不會達到70%這么高，一旦貨款出問題，都可能影響到自行車廠的資金鏈。”

據他介紹，能不能拿回尾款，只能聽天由命。因為自行車廠和ofo簽訂的協議并沒有什么法律約束。“真的收不回來的話，很多車廠就關門了。”

飛鴿自行車廠 圖片來源于界面

薛斌提到，2017年開始，陸續有同行倒閉的消息傳來。天津市的自行車小鎮王慶坨曾經由于共享單車得到了新的發展機會，但去年年底，共享單車寒冬之際，那里的工廠至少關閉了三分之一。

他告訴鋅財經，飛鴿在2016年和ofo建立合作關系，把所有的生產線都給了ofo，自有品牌的加工線全遷移了出去。為了趕制ofo自行車，甚至推掉原有客戶的單子。

“共享單車是好，體量大、增速也快，但這個生意做不長，當時也有其他員工和公司提過這個問題。”薛斌曾經向公司提議要兩條腿走路，不能放棄原本的訂單，但沒被采納。

為了迎合ofo大批量投放，集中采購的模式，上游供應商必須大批量的備貨，一旦貨品無法消化，對于供應商而言相當致命。薛斌提到，ofo的車型，決定了它的利潤空間不大。30%的預付款，甚至還不夠采購下一批單車的配件成本。

如果大量欠款無法追回，飛鴿也無法結算零部件供應商的貨款。“到時候你想做別的產品，供應商們還會不會給你貨？會不會在原有的價格基礎上給你加成本？”薛斌擔心，連鎖效應將拖垮飛鴿。

大批的自行車廠已經被拖垮。鋅財經上網查詢了天津、深圳、平鄉等各地生產廠商，正如薛斌所說，不少廠商的官網頁面上已經出現了“ofo一比一同款車型，低價銷售！”的醒目字樣。

低價出售ofo同款車型

在薛斌眼里，ofo的敗局是必然的， “這些做共享單車的創業者沒有幾個是真的想做自行車，或者真的喜歡自行車。”

據薛斌了解，ofo最早的時候沒找一線的工廠，只是在王慶坨那邊找一些很便宜的工廠生產產品。壓價非常低，甚至和工廠達成過口頭協議，無論你質保一年還是兩年，只要保證小黃車半年內不壞就行。

王慶坨倒閉的自行車廠

他還和飛鴿的員工保持著聯系，得知飛鴿的ofo訂單中，大多數的尾款都沒收到。飛鴿目前也面臨著資金鏈隨時斷裂的危險。

“共享單車原本應該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情。但是企業瘋狂的投放和競爭，不是促進了這個行業，反而傷害了自行車行業。”薛斌說。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梁歡、吳軒、薛斌、李銘均為化名，上述內容來自鋅財經對ofo前員工的采訪，已備份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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