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老虎財經APP

“北京的基金公司要加油”，“北京的基金公司業績不如上廣深”這些話均是基民在交流論壇里提及的。可想而知，北京的公募基金正在被投資者投以“偏見”。從北京公募的資源稟賦來看，擁有政策、人才、渠道、資金四重優勢卻仍“敗給”上廣深，這或許才是北京公募基金們需要反思的地方。

7月28日，基金業協會公布了二季度前20基金公司規模的排名，其中易方達穩居第一，非貨幣基金月均規模首次突破萬億。

從前10名的座次來看，廣州一馬當先，易方達和廣發位列一、三，其次是上海的匯添富、富國、中歐位列二、五、十；深圳的南方、博時、招商位列六、七、九；而北京的華夏、嘉實位列四、八。

與上廣深的上榜基金公司規模和家數對比來看，北京顯得尤為“落寞”。

從老十家的華夏、嘉實、長盛起步，可以說，北京一開始是贏在起跑線上的，但似乎走著走著，北京的公募基金卻掉隊了，甚至被后起之秀廣州超越。

其實，北京的公募基金并不是沒有高光時刻，在2008年，北京的公募總規模力壓深圳、廣州、上海，躍居行業第一。不過好景不長，隨著上廣深的發力，北京公募逐步掉隊，曾經獨霸榜單的華夏基金隨著“公募一哥”王亞偉和總經理范勇宏的先后離職，規模開始被后起之秀易方達、匯添富、廣發等公司超越。

在業績和規模均下滑之際，重固收、創新不足、缺乏股權激勵、投研基因“缺失”，離“市場”（上海深圳有滬深交易所）較遠等標簽，成為投資者熱議北京公募的談資。

北京公募業短暫的高光

贏在起跑線，卻輸在后程發力。

華夏、嘉實、長盛作為老十家公募選手，出身（指總部）在北京，可謂是“天之驕子”。

北京作為行政中心，總部在京的基金公司占有政策、信息、人才等優勢，雖然數量少，但是貴在資源稟賦強。

而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基金公司扎堆，以市場化程度最高、創新意識最強引領業界。在2006年和2007年牛市的氛圍下，南方、博時等深圳的基金公司快速發展，無論在資產管理規模，還是在產品創新上，均屬于基金業第一梯隊。

在2007年牛市巔峰時期，深圳基金公司合計管理資產規模1.11萬億元，占比33.88%，加上廣州三家基金公司合計3121.73億元的管理資產規模，廣深兩地16家基金公司合計管理資產規模為43.41%，接近中國基金業的半壁江山。

然而，2008年的牛轉熊打破了這種格局。在熊市中銀行系基金公司背靠銀行渠道的天然優勢，管理資產規模異軍突起。

2008年，北京14家基金公司管理資產規模合計達6117.49億元，占比31.56%，超過深圳基金公司29.20%的市場份額和5661.56億元的管理資產規模。

其中，基金業老大華夏基金公司以1980.23億元的管理資產規模和10.21%的市場份額高居榜首，嘉實基金排行第二。在前10名中，除華夏和嘉實外，還包括第六的工銀瑞信以及排名第十的銀華基金。

北京的公募能夠在2008年享受高光得益于銀行系基金。

在2008年基金業整體管理資產規模縮水41.16%的背景下，工銀瑞信和建信等銀行系基金公司規模逆勢增長，靠的是銀行渠道和固收類產品規模的擴張。

數據顯示，2008年，北京公募固定收益類基金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債券基金、貨幣基金和超短債基金資產凈值大幅度上升，如嘉實超短債規模2008年三季度末僅為42億元，至12月底就超過200億元。

優勢變“劣勢”，業績規模均遜色上廣深

即便是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銀行仍然是基金主要的代銷渠道。

北京是大型國有銀行總部的集聚地，而且工銀瑞信和建信兩家銀行系基金公司的總部均在北京。

此外，北京作為行政中心，離監管最近，相關監管政策和創新產品有利于在京的公募。

2013年6月，修訂后的《基金法》和《資產管理機構開展公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業務暫行規定》正式施行。當月，天弘的余額寶正式上線；2014年滬港通ETF基金啟動，首批三只基金，有兩只為北京的基金公司發行；2019年，5家基金公司獲得投顧業務試點資格，兩家來自北京。

而在人才方面，北京更是擁有清華、北大兩所國內外知名的高校，可謂是人才的發源地。前“公募一哥”王亞偉，“公募冠軍”任澤松均畢業于清華大學；現在的“公募一哥”張坤同樣畢業于清華大學，明星基金經理劉格菘、劉彥春同樣曾就讀于清華大學。

在資金方面，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總部都在北京；此外，北京還是大型保險公司扎堆之處，而保險公司是基金公司機構業務的主要客戶。

擁有政策、人才、渠道、資金四重優勢的北京公募業卻被后來者上廣深超越，如今差距越拉越大，尤其是在權益產品上。而權益產品顯然是未來公募業必爭的高地。縱觀如今的易方達、匯添富、廣發等基金公司，均是在權益產品上發力實現趕超。

相反，北京公募基金公司動作遲緩，仍在固守固收業務，尤其是銀行系基金，固收業務一直是其主力軍。

數據顯示，建信基金的貨幣基金由2016年的1791億增長到2020年6月30日的4433億；工銀瑞信的貨幣基金由2016年的1949億增長到2020年6月30日的3322億；同期建信基金權益基金由2016年的533億縮減到2020年6月30日的404億；工銀瑞信的權益基金由2016年的615億增長到2020年6月30日的1982億。

建信基金的權益基金不增反降，而規模的擴張主要靠貨幣基金，增幅2642億。

此外，在業績上，從3年期（2018年1月2日到2020年12月31日）絕對收益排名看，信達澳銀旗下權益類基金平均收益率達到121.88%，在110家公司中排名第一；華泰保興、泓德基金、交銀施羅德基金、景順長城旗下權益類基金平均收益率分別為119.04%、113.06%、103.33%、103.09%，排名第二至第五。

從5年期（ 2016年1月4日到2020年12月31日）絕對收益排名看，景順長城基金旗下權益類基金平均收益達到145.61%，在97家基金中排名第一；信達澳銀、諾德基金、泓德基金、銀華基金、東證資管、易方達、前海開源、民生加銀、交銀施羅德排名第三至第十。

從排名來看，北京的公募業績稍遜于上廣深，上榜家數同樣弱于上廣深。可以說，在規模和業績上，北京的公募均遜色與上廣深。

北京的公募沒有投研“基因”？

發展權益類產品離不開投研團隊的支持，尤其是在如今造星的時代。

談及造星，華夏基金或許才是鼻祖，第一代公募一哥王亞偉出自華夏。王亞偉憑借華夏大盤精選，分別奪得2007年和2009年的年度基金冠軍，并在2008年和2010年的年度排名中躋身前三。是名副其實的“公募一哥”。

2012年5月，華夏基金公告王亞偉正式離職華夏， 同時提出辭呈的還有基金業教父之稱的原華夏基金董事兼總經理范勇宏。

王亞偉和范勇宏的離職在基金業引起軒然大波，一致指向激勵機制，尤其是優秀的人才，應該通過適當的股權激勵來挽留人才。

2014年，中歐基金打響了實行股權激勵的第一槍。自然人竇玉明 、劉建平 、周蔚文 、許欣和陸文俊合計持有公司股本的20%。其中竇玉明是董事長，劉建平是總經理，周蔚文為明星基金經理。

中歐基金2014年末的總規模僅為254億，截止2020年6月30，中歐的總規模為5085億，6年時間規模翻了20倍，而且其中的權益基金規模3249億。中歐的案例是基金公司實行股權激勵的樣板。

7月28日，中歐基金發布關于公司股權轉讓的公告，北京百駿投資有限公司（下稱“百駿投資”）向中歐基金員工個人股東轉讓20%的公司股權，至此中歐核心員工（含員工持股平臺）的持股比例已超過50%。?

2017年12月，銀華基金完成增資擴股，成立了杭州銀華聚義投資合伙企業（有限合伙）等三個員工持股有限合伙企業。2019年末，證監會核準珠海祺榮寶、珠海祺泰寶等6家員工持股平臺作為易方達新增股東，上述6個員工持股平臺合計持有易方達基金9.39%股份。

當年7月，南方基金也成功實施股權激勵，南方基金也是“老十家”中首家“破局”股權激勵的基金公司。

反觀北京，銀華基金是率先打破這一格局的，而華夏基金和銀行系股權激勵仍沒有提上日程。銀華在股權激勵后，業績和規模更上一層樓。

顯然，北京的公募并不是“沒有”投研基因，而是沒有好的激勵制度留住人才。

此外，有觀點認為北京沒有滬深交易所加持，同樣沒有上海深圳的金融活力（試錯），而這些似乎都不能成為北京公募掉隊的內因，畢竟北京的公募擁有的資源已經夠多了，該總結自身的原因了。

責任編輯?| 趙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