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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文 雨

編 輯 /?小市妹

上海機場之后，又一家上海國企爆出“驚雷”。

白干六年

5月30日晚間，上海電氣突發重大風險提示公告，公司持股40%的控股子公司上海電氣通訊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通訊公司”）應收賬款普遍逾期，公司對通訊公司的股東權益賬面值為5.26億元，此外，公司還向其提供了77.66億元的股東借款。

綜合計算下來，在極端情況下，通訊公司的壞賬風險可能對上海電氣的歸母凈利潤造成83億元的損失。

2008年登陸上交所的上海電氣已經是國內電力裝備與智能制造的龍頭企業，公司在多個領域內創造了第一，其中，火力發電設備產量居世界第一，電梯單工廠產量世界第一，在風電領域，上海電氣是海上風電絕對龍頭，國內市占率達到40%左右。

而根據同花順的數據統計，2015—2020年，上海電氣的扣非歸母凈利潤合計不到83億元。

也就是說，上海電氣過去六年可能白干了。

▲圖源：同花順iFinD

事實上，因應收賬款而暴雷在A股市場上并非新鮮事，壞賬風險最為顯著的是宏觀經濟去杠桿和貨幣收縮最為嚴厲的2018年。當年A股非金融業上市公司的應收賬款共增加3965.55億元，非金融上市公司應收賬款壞賬損失合計1601.44億元，同比猛增15%。

2019年年底，容百科技、新華傳媒、實達集團、神農科技、露天煤業、每日互動、當升科技等公司先后因應收賬款無法收回而大面積計提減值準備，致使相關公司的當期利潤受到巨大沖擊。

從那以后，二級市場上對于應收賬款問題格外敏感，投資界曾達成一個共識：個別行業除外，如果應收賬款與總資產的比值超過20%就應引起高度關注。

而截至到目前，上海電氣旗下的通訊公司還有86.72億元的應收賬款余額，去年公司的總資產不過101億元。以此計算，應收賬款占總資產的比重高達85%，已經嚴重越過警戒線。

“國企信仰”？

應收賬款的存在基礎是賒銷，企業賣出產品，購買方答應未來還款，一般來說沒有信用背書。

上海電氣的通訊公司采取的銷售模式是由客戶預先支付10%的預付款，其余款項在訂單完成和交付后按約定分期支付。或許正是客戶的國資背景讓通訊公司誤以為有了強大的背書，導致欠款出現了“滾雪球效應”。

根據披露的信息，通訊公司此次涉案的41.27億元應收賬款共涉及四家公司（包括北京首都創業集團與旗下貿易分公司、哈爾濱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富申實業公司、南京長江電子信息產業集團），而這四家公司的背后均有強大的國資背景。

北京首創集團的實控人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富申實業公司的發起人和唯一股東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五辦公室；哈爾濱工業投資集團的實控人是哈爾濱市國資委；南京長江電子信息產業集團也是大型國企，由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直接控股。

上海電氣顯然高估了國企的償債能力，來自聯合資信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新增的違約發行人中，國有企業有9家，在新增違約主體總數中的占比達到30%。新增違約國企涉及到期違約金額約670.78億元，占新增違約主體總到期違約金額的67%，永煤超預期違約事件則對“國企信仰”造成了實質性的沖擊。

上海電氣并非首家向國企討債的A股上市公司，就在兩年前，“光伏一哥”（隆基股份）就還曾因中國水電四局欠錢不還而與對方對簿公堂，當時欠款額度為5358.43萬元。

除了過于信賴國企，上海電氣此次暴雷和一樁反腐案件似乎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4月7日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官網發布消息稱，根據上海市紀委監委的消息，上海電氣原副總裁呂亞臣因涉嫌嚴重違法違紀正接受審查，呂亞臣同時還是上海電氣旗下通訊公司的前董事長及法定代表人（今年一月份卸任）。而上海電氣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時間也正是在四月份。

此外，上海電氣對于此次訴訟的處理也顯得非常謹慎，只是對哈爾濱工業投資集團申請了財產保全，并查封了其持有的哈空調的股票，而對另外三家欠款更多的客戶并非采取其他強制措施。

▲圖源：上海電氣關于子公司重大訴訟的公告

投資者需“自救”

公司暴雷，最先受苦的還是股東。

到今年一季度，上海電氣的股東總人數為29.82萬戶。5月31日開盤之后，上海電氣毫無懸念的被封死在跌停板，截至收盤，封單超過130萬手。賣都賣不出去，投資者只能“躺平”了。

▲圖源：同花順iFinD

對投資者來說，避免“踩雷”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加強研究并做好事前評估，財務風險在很多時候可以提前預警，但前提是掌握一定的財務分析知識。

以此次將上海電氣拉下水的應收賬款科目為例，公司逐年高企的巨額應收賬款其實早已存在潛在的壞賬風險。

▲圖源：同花順iFinD

而應收賬款還有眾多的“玩法”，經常被上市公司用來進行報表粉飾。

企業每年都會對應收賬款做減值測試，對可能產生壞賬的部分計提減值，從而減少利潤。但如果后期這部分賬款能收回來，就會發生壞賬轉回，增加收回年份的利潤。

問題的關鍵是減值測試的主導權歸企業所有，且并沒有衡量壞賬發生與否的統一標準，看似理性的會計政策反倒成了上市公司在不同年度間進行利潤調節以此來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

一個經典的場景是用來規避ST。

新規之前，連續兩年虧損（凈利潤為負）的上市公司要面臨ST風險，如果一家企業在第一年已經虧損，并預計第二年還會虧損，那么公司就會選擇在第一年大面積計提應收賬款減值損失，但在第二年重新轉回并增厚利潤，理由就是之前的壞賬收回來了，從而成功避免連續兩年虧損，規避ST風險。

沒有ST風險的上市公司也有進行利潤調節的訴求，目的是保持盈利的穩定增長，避免因業績的大起大落而造成股價高波動。還有的企業在更換高管的當年選擇大幅度計提壞賬并在后期轉回，為的是將損失轉嫁給前任，并盡可能的提高自己任職期間的盈利。

最后一種比較“損”的玩法是通過大面積計提壞賬造成公司資產的大量流失，以此來達到低價收購該公司的目的。

除此之外，貨幣資金、借款、存貨、固定資產等科目對財務風險的影響也都有跡可循。總之，盡管手段和玩法多樣，但前車之鑒已經夠多，很多投資風險通過吸取教訓完全可以識別應對。

面對風險，投資者應主動“自救”，否則，只能在事發后“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