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發后，外賣成為了餐飲企業自救的開源之策，而隨著近期復工潮來臨，出現不少呼吁外賣平臺降傭金的聲音。這種聲音背后，其實是很多人混淆了外賣傭金概念，不知道其中包括配送服務費，如果商家不選擇配送服務，外賣真實傭金甚至低于5%。

因此，外賣平臺向商家所收取的費用，與其說是傭金，不如說是“服務費套餐”，是包含了平臺使用費、技術服務費和配送服務費三項費用總和。為了便于理解，我們不妨拿“服務費套餐”（所謂的傭金）和人們經常會吃的漢堡套餐做類比。用戶去一家麥當勞門店點餐，有權選擇漢堡套餐或者單點漢堡，但是這兩個不同產品的價格一定是不同的，用戶不能一邊吃著漢堡套餐，一邊卻只花單個漢堡的錢。

目前，針對外賣傭金高的討伐其實是一樣的道理。餐飲商家一邊享用著外賣平臺提供的“打包服務”，一邊卻又不愿意承擔其中全部的服務成本，尤其是占據大頭的配送成本。由此可見，呼吁平臺降傭，就像使用“套餐”服務，卻按“單點”結賬一樣，并不合理。

傭金在早期也被稱為“牙傭”，指牙商、經紀人等中間人說合介紹生意所取得的酬金，帶有一種強制性。可以說，強制性是傭金的一大典型特征，而目前網上經常說的外賣傭金高達15%~21%的說法，實際是包含了配送費硬性支出的所謂“傭金”，而這并不是強制性收取的。

配送服務費占傭金總體費用高達80%，不僅是傭金的大頭，而且還是一項硬性支出的成本。商家可以自由選擇是否使用平臺配送服務，如果商家不選擇配送服務費而自行解決配送，外賣的真實傭金低于5%。因此嚴格意義上說，配送服務費不應該包括在傭金中。

外賣傭金構成

之所以外賣傭金會讓人產生誤解，是由于餐品配送具有特殊性。由于餐品屬于非標準品，外賣平臺無法像實物電商平臺一樣，根據重量來計算配送服務費，因此從發展早期，外賣平臺就把配送服務費和傭金一起打包收取，這也是造成人們混淆傭金概念的主要原因。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實際傭金=服務費套餐-配送服務費”，一般僅為3%~4%。

其實，在網絡外賣平臺出現之前，餐飲商家也存在電話外賣的業務形態，當時配送都是由商家自己來完成，然而受限于規模效應不足，商家自建物流團隊的成本非常高。外賣平臺出現后，開始加大物流基礎設施投入，研發智能調度系統，針對不同配送場景進行智能調度，從而助力商家提供更高效的配送服務。而商家則可以將物流配送交給外賣平臺，自身集中精力提升菜品品質。

這些在提升體驗的同時，也帶來了成本。并且現在國內的人力成本還在不斷攀升。據美團2019年半年報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僅騎手費用一項，美團總計支出就超177億元，而2019年上半年美團外賣傭金收入為216億元，換言之，美團外賣平臺傭金收入的8成多都用在了騎手工資上。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如今外賣平臺的定價邏輯了。其實，外賣之所以成為開源之道，商家落腳點應放在流量上、訂單量上，唯有如此，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自身生存發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