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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民營經濟迎來大拐點。這既是周期性的必然，也是外部再平衡、內部調結構雙重壓力疊加之下的偶然，而當大拐點這一關鍵時刻已然到來之際，旨在治長久的經濟改革正在穩步推進，旨在治當下的穩預期之舉更在加速落地。

事急必須從權，尤其是在信用危機對民營企業、對實體經濟造成巨大震蕩之際，我們應該多措并舉，針對民營企業的債務“闖關”，盡快推出更具包容性的應急金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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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經濟穩，中國經濟穩，拯救民營企業，就是拯救中國經濟，這已經成為當前政產學界的普遍共識。

拯救民營企業，如何拯救？

急事必須從權，暫不討論稅費減免、市場準入等側重于中長期的改革。拯救民營企業，首在幫助民營企業債務“闖關”，尤其是生產經營正常、有市場前景、只是暫時遇到困難的民營企業。

幫助民企債務闖關，從中央到地方正在行動，但是，Wind數據顯示，截止11月底，民營企業在銀行間和交易所共發行了1445只債券，實際發行規模近9000億，而在這其中，上半年發行的短融，許多已經觸及兌付時間點。而再結合2016年和2017年民營企業發行的、同樣也觸及兌付時間點的公司債、企業債、中票票據等等，起碼有數千億規模的債券，已經觸及兌付時間點、甚至已經實質性違約延期。

無論是政策性紓困基金、還是10月份央行宣布引導設立的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都僅僅是補充民營企業的增量流動性，而只有債券風險緩釋機制，才能真正激活民營企業的存量流動性。

存量不激活，增量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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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洶涌而來的民營企業債券違約潮，我們必須遏制。

在市場流動性史無前例趨緊之下，如果不能建立應急性的風險緩釋機制，及時遏制住債券違約潮，那么，可能在未來三個月內，民營企業的債券違約極可能超過百起，這將是2017年全年的兩倍以上。

這一窘境已經迫在眉睫！如果我們不緊急采取措施，那么，民營企業債券違約一旦集中爆發，不僅當前包括專項紓困基金在內的政策，將懸之高閣，而且民企債券違約潮一旦爆發，還將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帶來系統性金融風險和系統性社會風險。

這并非危言聳聽，過去，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的有益補充，而今天，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的主力骨干——在11月1日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習主席發表重要講話，并指出民營企業“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根據現行制度，由于債券到期后沒有風險緩釋機制，要么及時兌付，要么即視為違約，沒有第三個選項，而一旦違約又會觸發“交叉違約”條款，又將直接導致風險不可控的擠兌……

這樣的制度設計，在經濟處于上行周期時，沒有問題，但在經濟處于下行周期、尤其在經濟處于結構性困境、系統性風險已經迫在眉睫之際，卻是必須變通的。

事急從權，不能死守教條，以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為例，其時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在對金融市場緊急政策干預之后，又及時祭出極具包容性的多項流動性管理工具。

必須遏制洶涌而來的民營企業債券違約潮，畢竟，在市場流動性緊張到史無前例的當下，不乏一些優質的民營企業，其階段性的流動性問題，要遠遠蓋過其業務本身的問題。

具體而言，對生產經營正常、有市場前景、只是暫時遇到困難的民營企業，我們應該盡快設立包容性的債券風險緩釋機制，讓他們所發行債券到期時，在及時兌付和違約二者之外，有第三種選擇：當發行人與大多數債權人達成一致時，約定可以由債權人繼續持有一段時間。這一建議，還可以進一步細化，比如，針對已經成立具有約束力債委會的民企，我們完全可以嘗試以下變通：只要債委會大多數票數同意通過的，就可以視同為債券持有人同意執行債委會要求。

實際上，這個訴求從專業上來說，是對國家允許打破債券剛兌的政策制度方面，提出了“有序打破剛兌”的完善建議，以改變現在一說打破剛兌，就一哄而上、不顧實際、不顧企業死活也不顧債權人利益是否能夠得到足夠保障的亂象。

參考發達國家的風險緩釋工具，同時考慮到特殊的我國國情，作為流動性極端緊張時期的權宜之計，債務到期之后的風險緩釋機制，應該和紓困基金一樣，成為解決當下流動性結構性緊張的兩板利斧。

和發達國家成熟的金融市場相比，我國民企在信用風險緩釋上也一直居于劣勢。比如在美國，主要以CDS（信用違約互換）作為信用風險緩釋的有效工具，盡管經歷了次貸危機的一輪洗禮，如今理性回歸后的CDS依然是信用風險緩釋的主流金融工具。

只不過，基于國情的特殊性，當下，我們要防止非成熟金融市場的風險疊加。總體上看，我國金融市場與成熟市場之間，也還有一定的距離，因此，在流動性緊張趨于極端的現實狀況下，只能更多采用救急的權宜之計，并在此基礎上，逐漸探索出更加成熟、更具可行性的風險緩釋機制。

時下債券市場的群體性恐慌，是尤其值得擔憂的。近期發生的一些違約事件，已經對投資者信心造成了巨大影響，甚至形成了恐慌情緒，使得投資者非理性地拒絕信用債尤其是民企信用債。

拯救民營企業，就是救中國經濟，而在大拐點已經到來之關鍵時刻，我們利用風險緩釋機制穩定民營企業信用預期，之于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乃至系統性社會風險，其現實意義絕對遠勝以往！